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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14 下午 07:53:13 IP: X.X.44.4     

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東森新聞報╱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2007-02-12 00:30 調整字級:
還記得歷史事件南京大屠殺嗎?2007年正巧是南京大屠殺70週年,不過在台灣卻驚傳今年最新的高中歷史課本裡,居然已經把這一段歷史刪減,尤其是翰林出版的新編版,更把這一整段歷史完全刪除。教育部解釋,有關日軍侵華戰爭,在中小教材已有敘述,高中教材不必太多著墨,以免加重學生學習的負擔。國立編譯館11日強調,除了翰林版外,其他版本教科書內容都有南京大屠殺,國編館並未對這段歷史特別審查。
馬英九表示「南京大屠殺也從高中教科書消失了,好像只有兩三行而已,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日本人都開始逐漸的回頭了,結果我們反而自己去抹煞自己的歷史,這是不對的,德國人不但面對歷史,還不斷的教育老百姓,就像我們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發生白色恐怖事件,我身為國民黨主席,我該表示道歉我就道歉。」
過去高中歷史課本裡描寫南京大屠殺的資料畫面,圖文並茂的生動解說,讓學習過的人很難不記得曾經中國人如何被日本人欺負。不過,歷經70個年頭之後的歲月,最新版即將出爐的高中歷史課本,不但圖片沒了,就連歷史資料也變的只剩短短四行描述,這樣的歷史課本,讓曾經讀過南京大屠殺的民眾很不能接受。
一位高中老師說:「南京大屠殺不教,我覺得實在挺可惜的。因為我們在教歷史,都是要從過去人的眼睛了解過去的經歷,所以比較好的情況,是應該有一些資料來討論。」
日軍在民國26年(1937)12月13日攻陷南京後,在城裡及市郊對中國人民進行長達6星期的大規模屠殺、掠劫和強姦,史稱「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如今在五家高中課本的出版社中(南一、康熙、翰林、三民、龍騰),翰林版一字不提,也沒有圖片,龍騰、南一版有文有圖,康熙、三民版無文有圖。五個版本中,就算有文字描述,也不過短短三、四行。
姑且不論這是因為政治立場,還是執政者喜好,但民眾不能接受的恐怕是這血淋淋的歷史教訓,居然就這樣即將消失在台灣歷史當中。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14 下午 07:55:47  IP: X.X.44.4


唉! 該說啥?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14 下午 08:06:55  IP: X.X.44.4


南京大屠殺 交給中共負責吧! 人家才是事主
不知道 台灣這邊有啥好喊燒的~~
身為台灣人 心理有愧的是 居然到當兵才聽到 台灣二二八慘案!
美麗島事件 而且因為不清楚跟不熟悉
軍中的政戰課上
還站在殺人兇手那邊 譴責~
譴責我們無辜的前輩 我們的先烈~
倒是有一個疑問想問馬英九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大屠殺過呢? 有沒有忠實紀錄呢?
如果給國民黨執政 台灣的子子孫孫 還會不會鬧這樣的笑話!!??
台灣的子子孫孫 還會不會鬧這樣的笑話!!??
被無恥的殺人政權 像木偶一樣擺弄 雕刻著? 大好男兒成了沒有靈魂的機器狗?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14 下午 08:13:46  IP: X.X.44.4


我不知道外省人優秀在哪裡?
但我肯定 至少有一部分的外省人 粉髒!! 骨子裡的那種髒!!
靈魂裡的髒!! 至今還洗不乾淨!! 甚至不想洗!!
只想控制台灣人 為牠們自私的利益賣命~~!!
請不要否認!!
在我們台灣子弟還能背出 蔣公遺訓 高呼口號的對比中~~
敢問 狗米諸君 反共口號啥意思? 百來條軍歌 怎只剩我愛中華可唱?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14 下午 08:21:40  IP: X.X.44.4


歷史的真相不容塗抹,歷史正義應該清討!
誰的歷史?
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
政治的主體是人民! 當國民黨不敢高呼 "消滅共匪 光復大陸"的時候
還要台灣人去學南京大屠殺幹啥?
當馬英九說歷史不該抹殺的時候 敢問台灣的二二八慘案在哪? 有幾個字?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14 下午 08:25:53  IP: X.X.44.4


坦白說 二二八受難家屬的賠償金 用國庫賠 讓全民買單是不妥的
應該清算狗米黨的非法賊贓 把錢分給受難家屬 這才是正義!!
也拜託狗米黨不要 千萬不要 再惡搞歷史真相 亂拍鬼扯的紀錄片
不要瞧不起台灣人!!
請尊重!!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14 下午 08:29:28  IP: X.X.44.4


罵台灣人數典忘祖
罵台灣人素質低下
好樣的狗米黨!! we"ll see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louispound
發表日期: 2007/2/15 上午 01:29:14  IP: X.X.115.243

怎麼歷史裡沒有說你們這些漢人強奪我們原住民土地殺害我們祖先的事呢
我們祖先就該死 你們祖先就不該死嗎
這是因果報應啦
你們殺我們祖先 國民政府殺你們祖先只是報應
自己也不想想你們祖先做了哪些事
那我們原住民也要跟你們收回土地 還要收租金
不服氣就滾回你們的祖國
當我們原住民好欺負啊
只是比國民政府早幾年來台灣就說自己是台灣人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赤帝子
發表日期: 2007/2/15 上午 03:18:46  IP: X.X.158.88

根據文獻史料,保守估計,日本在台灣屠殺平民人數.....
http://163.24.153.128/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418&forum=3
請看輔仁大學尹章義教授的文章
日本人屠殺了多少無辜的台灣人?(一)
 
【文╱尹章義】
名詞的界定和資料的抉擇
屠殺是指像屠宰牲畜一樣的殘殺人類,特別是指大量殘殺缺乏抵抗力的平民。
談到屠殺,大家會想到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中國近代史的例子則以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殺令人矚目。至於乙未割台(1895.05)之後,日本人在台灣的屠殺,則未見有人審慎估計。
戰爭時期,軍人有功過撫卹等問題,傷亡統計相對精確,對於平民的傷亡人數則較難估計;另一方面,由於要誇張戰果,也多半隱藏己方傷亡人數而增列敵方傷亡人數。
以南京大屠殺為例,由於中外各方評估數量不一,若干日本政客和學者,就據此而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此即所謂「南京大屠殺抹殺論」。
本文無意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因而盡可能地引述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的檔案資料、和日本權威人士的紀錄或官方出版品,希望就此得出效度較高的估計。
日本人燒光殺光策略的起源──牡丹社事件
日本是十九世紀後期新興的軍國主義帝國,台灣就是日本擴張主義最初的實驗場。
1874年5月(清同治十三、日明治七)
日本還沒有具備近代戰爭大集團作戰的參謀作業能力和大規模運輸的能力,
就在美國人的指導和支援之下,
藉口三年前琉球人在台灣南部被原住民牡丹社人殺害的「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
大隈重信擔任「台灣蕃地事務局」局長,西鄉從道擔任「台灣蕃地事務都督」實際掌理軍事行動。
台灣蕃地事務局檔案《處蕃提要》卷四第六號檔案〈西鄉都督進攻石門、竹社、風港三地陳報書〉云:「兵分三路……一舉將之殲滅。」
附件一福島九成〈進攻竹社口之概略〉云:「奪賊四營,放火燒之。」
附件二佐久間左馬太〈進攻石門口始末概略〉云:
「二分隊將三、四十間民宅放火燒毀……
一分隊進入南方溪中民宅……
四處搜索並放火將民宅燒成灰燼。」
附件三樺山資紀〈進攻風港口之概略〉云:
「出四重溪……放火焚燒爾乃社所有民宅。」
前書卷三第19∼14號文件載:「松泉少尉率領分隊前進,放火燒屋……再次率兵前進,再放火燒屋」。
「放火燒屋、一舉殲滅」
在牡丹社事件中,是日軍的戰術、戰略和戰爭的基本邏輯。
21年之後,樺山資紀成為進占台灣的第一任「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
燒光殺光仍然是日軍的戰術和戰略以及戰爭的基本邏輯。
日本人屠殺台灣人的幾則數量紀錄
日本人到底屠殺了多少無辜的台灣人?
在不同的階段和時間,出現不同的估算:
首先,關於進占台灣的戰爭死亡人數,
井出季和太編纂的《台灣治績誌》樺山總督〈靖台事略〉云:
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中,我征清大總督府推算,敵軍約三萬三千餘人,
死亡人數不詳,各戰場遺留的屍體在七、八千人以上。(頁226)
1898年1月,兒玉源太郎被任命為第四任台灣總督,台政實際上交給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掌控。
後藤鑑於台灣義民抗日活動頻繁,便把乃木希典總督試行的
「土匪招降策」在全台各地推行,最狠毒的是1902年(明治三十五)4月25日,
在斗六、林圯埔、崁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等「歸順式場」中,
將被誘降而來的「歸順匪徒」全部當場屠殺。
在儀式會場上「臨機處置」或其他方式「斷然處置」的台灣人,
據後藤新平在所著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自承,
屠殺的「叛徒多達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人」。(頁64)
再者,日人入侵台灣,台灣原住民也竭力抵抗,直到1906年,
台北烏來內山的大豹等社,還高張「大谷王」的義旗,出兵攻打台北。
因此,1898年2月,兒玉總督向「殖產協議會」演說時
宣示:「棲息蕃界之蕃人,頑蠢難馭,野性等於禽獸」,掀起一場腥風血雨。
1906年,曾經參加過牡丹社大屠殺的佐久間左馬太擔任第五任台灣總督,
實施「膺懲」的五年討伐計畫,1915年安東貞美上任,又實施一次五年膺懲討伐計畫,原住民死傷慘重。
日本人以理蕃成功自豪,不料1930年10月末,竟然爆發了「霧社事件」,
原住民一舉殺了134個日本人,只誤殺了兩個穿著和服的漢人。
日本人出動飛機、大砲、毒氣,原住民被屠殺600餘人。
東京拓務省派管理局長生駒高常到台灣來調查,在《霧社蕃騷擾事件調查復命書》
中附錄了一份〈前進討伐膺懲表〉,表列自明治二十九至大正九年(1896∼1920)
共138次討伐的紀錄,但未列傷亡人數。
根據《台灣治績誌》的說法,其間死亡7080人,傷者4123人,
沒收的槍支2萬9358挺。(頁194)
根據《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歷年高山族戶口表〉,
1906年原住民11萬3000餘人,1930年14萬500餘人,死傷率在7.7%∼9.9%之間,死亡率在5%∼6%之間。
而1905年漢人311萬,1895年約160萬,則漢人死亡數在13萬至19萬之間。
以上所舉各方的數字,所涉及的是1895年6月至同年11月入侵的日軍和防守的清軍戰爭期間的死亡數字;後藤新平在台灣誘降而臨機處置加以屠殺的數字;以及日本軍警膺懲原住民而予以屠殺的數字。相關事跡,本文不再細述。待續!
(瑪耶轉951121 註明:日本軍國主義,是一種惡靈,他們一直在造孽。
今天不能忘記日本軍人政客帶給亞洲災難,永遠警惕,要勇於揭發批判!)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赤帝子
發表日期: 2007/2/15 上午 03:20:23  IP: X.X.158.88

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年-1945年)
主條目:皇民化運動
自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開始,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邁向了另一個階段。
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因應需要,又在1936年9月對台灣總督府恢復武官總督的設置。由於戰爭的需要,以及退出國際聯盟所導致的物資禁運懲罰,日本需要台灣在物資上的的支援協助。
然而要台灣人同心協力,實非台人完全內地化不可。因此,總督府除了取消原來允許的社會運動外,還全力進行皇民化運動。
該運動大倡台人全面日本化,並全面動員台人參加其戰時工作,而這項運動一直持續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回歸中華民國為止。
此種由台灣總督府主導,極力促成台灣人民成為忠誠於日本天皇下的各種措施,就是皇民化運動,終其言,為內地化的極端形式。[17]
台灣神社。翻攝自日治時期官葉,右方還有台灣總督府家徽式的
~~~郵戳~~~~皇民化運動係分成二階段進行。(難怪要改,學日本人啊)
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
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18]
台灣總督府為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強烈要求
台灣人說國語(日語)、
穿和服、住日式房子、
放棄台灣民間信仰和祖先牌位、
改信日本神社。
此外,殖民政府也在1940年公佈改姓名辦法,
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
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當局也在1942年開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1945年全面實施徵兵制。[19]
除了徵兵制造成的台灣青年大量傷亡外,
被視為「皇民」而無端加入太平洋戰爭的台灣,
也在經濟方面大受打擊。
1944年後,受到盟軍25次大空襲影響,受波及的台灣農工生產值於戰爭結束前的1945年降到最低點。
比方,與1937年相比,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更不到33%。
煤礦由20萬公噸降到1萬5千公噸,電力供應從戰前32萬瓩,戰後僅能供應3萬瓩。[20]
此外,二次大戰時,日本人在台灣強徵了許多慰安婦,
也就是日軍的隨軍妓女。
慰安婦是由日本政府計劃性地以欺騙或誘拐、強迫等手段徵集的。
由於,大多數的慰安婦是在遭到脅迫、欺騙或是不可抗力的情況下被徵召,並且有部分的慰安婦在軍營中遭到虐待,甚至被視為性奴隸,
因此造成受害者肉體及心靈上的嚴重創傷。[21]至今,這個事件仍被群眾視為踐踏女性權利及尊嚴的行為。
在現今的臺灣社會,有基金會專門研究慰安婦的歷史(例如:婦女救援基金會[4]),並且協助至今仍存活的慰安婦對日本提出賠償的要求。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15 下午 08:02:11  IP: X.X.29.109

louispound 如果你是原住民 那豈不更應該唾棄狗米黨?
從小到大 狗米教育只教我們國小課本裡的吳鳳傳
說山地人野蠻低賤 嗜殺成性 還會出番砍人頭
漢人高貴無比 用自己的性命去感化爾等賤族 ....orz
你有啥血証 冤屈 應該趕快說出來!! 因為你們的歷史真相 都狗米寫的~~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15 下午 08:17:07  IP: X.X.29.109

談布袋戲談「吳鳳」
   前言:鄉土情結。黨國教化﹢商品文明。失敗的革命∣鄉土文學論戰! 癡怪意象戲偶般漫步過七○年代戒嚴台灣。在黨國教化的社會運作底本土「文物 」曾有一陣高揚,那幕回歸草根訴說了一個鋼絲堤防下台灣不時泛起的情緒─鄉 土情結。(註:七0年代,例如台灣電視盛行一陣              粗糙惡俗的"本土"歌仔戲布袋戲) 幾十年來的台灣人心,長久受制在「黨國教化結合商品文明」的二維空間裡生活 。 在這個矛盾排隊行路的國度,崛起的任何思潮,不管是個體化意象或泥土的 復仇,本身其實都是具備革命本質的! 反省p年代一場反抗黨國教化體系壓制,由本土意識發動的文化霸權爭逐。由於 當時革命思潮的議題太過片面,被偏移混淆,形成了「現代主義」與「鄉土思潮 」假對立的迷思。(十丈思潮在全面反壓制前先被統戰;「西化的高貴無根的個 人的現代的」與「本土的尋根的民間意識的鄉鄙的」成為兩個現代神話,在自己 或外來的扭曲下皆失去「社會體制病痛」的本質。)使本應挾社會現實以反抗壓 制的「鄉土文學派」著力攻擊「個體化傾向」新興思潮,劃地自限無力掌握現實 社會─反抗的全部資源。 (屠龍的長矛誤擲向龐大腔腸動物…個人化商品文明。專制巨獸依然;覺醒的力 量面對社會的消融運作,五色中目迷。)……越獄自人性長期徒刑、處處身現在 這陣轟轟隆隆民運求雨儀典上的鄉土情結,當那黨國機器運用商品文明完成顛覆 的時刻只是一包尊嚴與自卑的糾葛。(比如興觀群怨的民間劇場,最後宣告佔領 中午最稚俗的頻道…) 在上面簡述的歷史之外,p年代大眾媒體制約下的論戰圍觀者∣那些被抱以希望 的讀者,感覺不到反體制意識的整體脈動…。一切是浮面、片面的情緒! 人 們寄情鄉土,卻命定難能挺立在長期的殖民地教化系統外,與全然冷漠的一群∣ 現代主義內心國王們一樣,低估了「鄉土」揭示的能量…… 人們仍在民間脈流 輻輳點上的革命使命後頭!徒偏安於鄉土自憐∣兩菜一湯的宿命況味。 這股感 情與認知的矛盾正由於他極目只看到團團迷思,終於不得不爰引道德仲裁一切衝 突,這使反對動作的「真理」教條化! 七○年代鄉土文學戰士,除了造就了一場待論功過的本土文物時尚,並沒有教導 他的讀者不忘記他的信仰:「詩能改造社會」。唉他們過份信賴所處物質基礎(社 會政治等),死守於文化層次的鬥爭,那一段故事作為「文化霸權的爭逐革命」, 是失敗的。 正文:民族的罪烙污傷,史豔文是台灣人的吳鳳 這裡有具呈的台灣近數十年文化史,一齣正確的荒謬劇。正確,因為台灣文 明本來就不由自己的劇情背景發展,而更是有盤旋土地上空的暴力魅影手控著!
  民間文藝作為社會意識史詩,本身亦屬完成社會生活的結構。「人」在此間 生活、獲得意義,並歷煉於真理、本質的變嬗,使史詩長大、蛻變。 執是,在 高蹈於民間的慘白幻境(被刻意高築在商品文明上)中以「現代」大施革新的學 院仕人與商家俗匠,極可能成了「非常時空」歷史陰謀下伐異暴力的兩個始作俑 者。
  讓我們溫習一段罪愆往事:當我們憑視,台灣山胞走向城市─畸零毀滅的山 路;當我們時常在驚異外思索時,「吳鳳」歷歷在目成為一個象徵符號,微笑了 山胞族人悲哀扭曲的生命形象。 這個神話形式勾勒了無數不義堆積的方位,包裝歷史黑夜碩鼠瘋狂的活動;這帖 教化漢方膨大了父權社會的文化優越感,並收效在體制忠狗的侏儒心眼……註 。(寓統治於分化顛覆?這正呼應了吳鳳傳現代版─為山胞的剝削者護航的山胞 立委林天生說著「我才是台灣人!」)長久以來,山胞的心中也入駐了「吳鳳」 儒家漢教的神話,接納吳鳳成為聯結「蠻貊」與「山胞」語彙的符碼,在台灣這 土地這風雨扁舟上領受漢番不平等的對待關係──背負了「污名認同」後的污傷 ╮A持續不斷使山胞沒有作這個社會的個人的完整形式。成為「鄙賤」的社會階 級。在諸多的報導諸多的思維裡我們看見追迫著山胞的巨魅,「吳鳳們」。吳鳳 在死後仍不斷向山胞勒索?!
  台灣人可知道自己與家人「青蕃」,同負著污傷?這就從布袋戲偶說起吧! 以「世情劇場」角色,扮演出社會意識突衝與和諧的布袋戲,曾在斯土薪傳 蓬蓬勃勃的生機,四十整年前的一閃白色惡兆之後…… 國軍來台時唉台民文化 正當現代文明的刺激,正要面對轉機,卻在驚弓之鳥黨漫長歲月的歪曲壓制,夥 同惡俗商品文明的滲透矮化下,「自尊」被囚禁,語言被鎖銬,惟腫脹的物慾遺 傳;富具「生命」意義的小小戲偶,也重負著「原本就陋俗」的污恥傷痕,若狂 風中殘燭。課室埵悎v訓戒著操台語舞弄布袋戲偶的農工小孩,在童稚愧恥的眼 中讓(本土意識)文化的自尊如淚水般潰決;這是永遠收不回的疆土……受傷的 布偶猥縮到惡陋的閭巷,之後,可想而知的命運多麼雷同於集體的挫敗下,自卑 ﹐自閉,退守到人間下層而畸零,而毀滅的山地文化和她的兒女啊!
  解凍的七十年代黃俊雄新布袋戲「在某種布幕後」被推出,新穎,渲染民間 陋俗的「台灣歌」,在史委員豔文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間游步、出招,斷頭(好 運見血),儼然已天演淘汰的台灣劇藝在此(「文化復興」)終於…呃!發揚… 認祖中原正統!──
  曹族青年視他們的吳鳳,如仇,我不禁要想,誰是台灣 人的吳鳳。ゞ 那樣一個「使落後區台灣文明化了」的模範省年代,是法統聖人的年代,是 救國團青年的大時代,是「野心份子」終被感化的笑容的年代,i一定是要歌詠的 文化復興的七十年代。
  當來自「生命發動」的詩(言語、思維、演)的本能被查禁;當鄉土文化─ 生命形式活動的形象,被矮化異化,在解剖檯上撿取五腑成色,綴飾精緻的城市 高廬,……「現代化」就成為化無生有,神話專賣的荒原遊戲。在黨國教化「改 良傳統」(以「傳統」一辭否定了鄉土之脈流)這套神話邏輯下,衣裔宗教神偶 美學的布袋戲偶,可能變成頭重腳輕的「愛國」大儒俠;承當著民間劇場的豐熟 與養分的歌仔戲,當然要飛翔成古裝科幻的蹩腳瑣事。而固執自覺的詩人在本土 殘吟的文藝史詩,一再窒息於商品文化無根盲動裡勾勒的可悲癌瘤──(由於吳 鳳之父─黨國教化)對於本土文化自立信心的苦笑!
  四顧茫茫中,有一株無根巨木,滑向這個傾斜的時代。你我中間沒了「好俗 氣的布袋戲」和「陌生的鄉土文學」,一切仍無聊醜陋,但安全。……「求美」 演進至教科書式的形上淫行﹔展售文藝麻醉新劑的「另一個文藝復興」,將欣然 與社會宰制的建立,在不朽的銅像下聚合握手。拍照!
  歷劫回歸。當我們關懷的向度再架高─眼界落實在本土…… 只有完成自身於鄉土的畫墨上,詩質天賦的人們才能挾「與枷鎖決裂」的魂魄長 大;翻轉盲睛正對著身後鬼眼,光與愛才成為可能。
  台灣文藝是台灣人民「在歷史黑夜中傳承的最輝煌火炬」。在墓地能興奮聽 見的鐘聲底,「恢復母語能力,發展母語文學」是以寫在台大掌中劇團的出發宗 旨,並期待共聚成一個 不 憂 懼 的年輕形象。 附註: ps﹛u吳鳳神話」:中原大民總是再三地,使其一份子攜「中國的」、封建的尊 貴,在「夷戎之域」,經由履踐自己的文化精神後,民族優越感擴張了……而如 此認知一個異族。  ──「異族青番」(落後,殘暴,罪的),通過犧牲者吳鳳(當然乃一漢人)的 文明靈魂,而滋藩在今日我們文明的世界──
  ……這就是使山胞受到種族原罪(確是漢人眼中的野蠻祭拜無意義,因砍了聖 恩公,罪人認錯。)的指控,純漢方捏造提煉的吳鳳神話系統。   吳鳳一詞雖始於日據時代,神話之形成確功歸民國。這種「教化詮釋體系」 擴大了文化優越感的神話型式,養育文人餓瘦肝脾;顯證華夏文明精神﹔多神聖 !自足!一些尊優況味。弱視而迂豪。 ps0姜頇O意義混淆的名詞,在社會學上具有嚴謹的意義,神話是一種民族集體 的夢,形成使人受約其下的共同邏輯。
  「神話污傷」一辭在此指控一種經由「意識系統」(神話)的建構,在歷史 、宗教等等因素上扭曲一個群體的面貌,賦予異族(或異階級)「可恥」屬性。 當此異族之「污名」被人群意識所「認同」,從此就使懷此污恥傷痕者在此社會 失去完整的人格尊嚴。結論往往是─建立了神話捏造者的優勢地位,而完成一種 剝削的關係。
ps 當一個意識系統的神話象徵被解構出來,正如吳鳳的空墳被山胞青年破解, 被掘出的原罪象徵將被180度轉化成「九世之仇」的象徵─人們復仇雪恥的方向。 然而,在此真正要揪出來受審(、洞察、自我原諒)的當然不是吳鳳這個「人」, 而是在這美麗的傀儡背後運作的(昨日…此刻的)醜惡。  製造山胞的吳鳳的,是剝削主義的「中原法統」。  在相同的時空底,相同的對待情勢下,造成台灣人的吳鳳的,  也是………………………………談談別的。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15 下午 09:34:06  IP: X.X.29.109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這個鏡子 千萬不要用 殺人政權寫的哈哈鏡 丟人!!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赤帝子
發表日期: 2007/2/24 下午 12:21:23  IP: X.X.167.23

台灣人像美國人槍殺地安人一樣搶奪台灣的土地
根本不用想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赤帝子
發表日期: 2007/2/24 下午 12:24:56  IP: X.X.167.23

我不知道台灣人也有參加南京大屠殺
台灣人真沒有人性
我不知道二二八有中共介入
我不知道五五憲草時大陸的民主聯盟害了全中國
我不知道為什麼二二八捉了幾百人,卻留下幾千支槍
我不知道為什麼,二二八時外省人要到處逃.
中央社
二二八事件 南投二七部隊曾與國軍對峙五天 20070224   寄給朋友
http://times.hinet.net/news/20070224/polity/2a4bee239553.htm
記者(曾立南)
  (中央社記者曾立南投二十四日電)在日本統治五十年後,一九四七年時,台灣人對當時中國政府派來台灣接管的軍隊,本來寄以厚望,後來發現日本統治的不平等待遇,依舊存在,引爆二二八事件,中部的二七部隊更曾與國軍爆發五天的激烈對戰。
當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的消息透過收音機傳至南投縣埔里鎮,社會秩序一度混亂,地方仕紳出面組織雙九會,擔任埔里鎮臨時警察角色,維持治安。但在廣播鼓吹下,鎮民組織「黑衣隊」與「埔里隊」,前往台中市應援。其中埔里隊長黃少卿是二七部隊長鍾逸仁的親信,而二七部隊則是二二八抗暴事件重要人物謝雪紅為推展理念而成軍。
在國軍和二七部隊的對陣中,二七部隊節節敗退,三月十二日拂曉,謝雪紅和副官古瑞雲將部隊帶至埔里。當天下午,區長和地方仕紳要謝雪紅等檄械被拒,區長隨即逃離埔里;第二天,二七部隊便占領能高區署、警察局和郵局等單位,也取得若干武器。動亂即起,少數人加入二七部隊,多數人則捲著細軟到外地依親靠友避難。
三月十四日,國軍二十一師整編後,開始往埔里靖綏叛軍,二七部隊雖然一度在龜子頭攔截,逼使八百多位二十一師官兵退回草屯,但另一股國軍則繞道水里,拿下日月潭後,對埔里形成包圍之勢,並在三月十六日大舉進攻埔里,把二七部隊打得落花流水;謝雪紅先逃離埔里,其他雜牌軍則將武器藏匿後四散,二七部隊也宣告瓦解。960224

台中市228紀念碑 先建碑隔8年才有碑文 (中央社)
台中縣二二八紀念碑 以尊嚴愛與關懷為主題 (中央社)
彭明敏在華府籲查明二二八真相 (中廣新聞網)
橘營:國親聯盟擬設專案小組 因應綠營攻勢 (中央社)
基隆二二八紀念碑 代表圓滿和諧圓融共生 (中央社)
葛拉瑪經及 羯臘磨經
葛拉瑪經
http://www.buddhanet.idv.tw/bodhi/safe/main.htm
【佛陀向葛拉瑪族人所做的開示】
不可因為口口相傳就信以為真。
不可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真。
不可因為流傳廣遠就信以為真。
不可因為引經據典就信以為真。
不可因為合乎自己觀點就信以為真。
不可因為根據哲理就信以為真。
不可因為引證常識就信以為真。
不可因為符合先入為主的觀念就信以為真。
不可因為說者的威信就信以為真。
不可因為他是導師就信以為真。
羯臘磨經
勿因耳聞而輕信,道聽塗說本無稽;
不以傳統而妄信,歷代傳說多謬奇;
眾人謠言不可靠,毫釐之差失千里;
迷信教條未見安,經典所載非無疑;
師長訓示固可貴,懾信權威非所宜;
凡事合理方可信,且需益己復益人;
必俟體察分析後,始能虔信並奉行。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2/28 下午 07:25:23  IP: X.X.84.123


噗! 哇勒!~快笑死了! 共狗赤地子真是腦子有問題ㄟ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louispound
發表日期: 2007/2/28 下午 07:41:57  IP: X.X.116.45

回應cwlin
台灣原本就是我們的家
是你們的祖先蠻橫不講理硬闖進來的
什麼教化我們 我呸
在我們家裡我們要幹什麼都可以
就算殺人也是我們自己的家務事
竟然你這樣說的話
那我今天就帶武器到你家裡
然後搶你的房子跟財產
然後跟你說我是冒著生命來感化你的
你敢反抗我就用武器打你
你說你會接受嗎
真是一點大腦都沒有
還有不要叫我們山地人
我們叫原住民懂嗎 福建豬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飆股狩獵者
發表日期: 2007/2/28 下午 08:34:38  IP: X.X.162.44

這再次說明了滯台中國人的雙重標準.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3/2 下午 05:29:19  IP: X.X.103.213

二二八事件與族群問題(論文)
作者:李筱峰 2007/03/01
本文為參加2007.2.26.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舉辦之「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一、前言
 「莫漫逢人說兄弟,鬩牆貽笑最傷情。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莫,重重疑案未分明。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以上這首詩,是二二八事件之後,曾經參與日治時代台灣的民族運動的葉榮鐘,與林獻堂唱和的一首七言律詩。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多之後,曾經在日治時代領導民族運動達廿年的林獻堂,遁居日本不歸。林氏在《東遊吟草》中,有一首題為<次鏡邨氏鐮倉晤談有感原韻>的七律,也顯然是有感於二二八事件而發:
 「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底事兄弟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沉。
  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以上兩首有感於二二八事件的詩作,都以「兄弟鬩牆」來形容。當我們低吟前人詩句,感慨「莫漫逢人說兄弟」、追問「底事兄弟相殺戮」、喟嘆「欲和難追白雪吟」時,我們不得不再追究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是什麼。
 二二八事件距今已屆滿六十週年,台灣自民主化以來,過去被視為敏感議題的二二八事件,雖然今天得以公開討論,但也隨著台灣社會內部政治立場的紛然、族群的分歧,或是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解釋有著迥然互異的看法。例如,二二八事件是不是一場族群的衝突與對立?族群問題是不是二二八事件的導因?抑或二二八事件造成族群的對立?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在二二八事件已經屆滿六十週年的今天,仍然莫衷一是。
 戰後初期台灣是否存在著族群的矛盾?有關族群問題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到底有無因果關係?這些歷史課題,可能因不同族群對於事件的記憶落差和認知互異,而有南轅北轍的解釋。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馬英九在一場研討會中說:「二二八事件並不是族群衝突,而是官逼民反」;即使在台籍學者中,也有否定族群因素的看法,例如學者吳乃德就認為:「中國認同者認為該事件並不是民族壓迫,甚至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這樣的論斷應該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二二八的歷史教訓比較是政治權力的恐怖,以及獨裁政治對人道的殘害。」[1]
 本文以族群問題為中心,主要目的在探討族群問題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希望能解答前述的問題。為了能掌握歷史時空的氣氛,本文採用許多當時人的回憶及見聞,其中有台籍人士,也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希望以他們的見聞,參照比對,而能貼切掌握歷史事實,進而從中獲取教育的意義,俾免受到今日政治目的之干擾,而影響對史實的認知,失去歷史教育的作用。。
二、二二八事件之前是否有族群問題?
 1895年滿清帝國在馬關條約中割讓台灣給日本之後,台灣掀起全島性的抗日行動;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面對著前來接管台灣的中國國民政府,台灣全島則普遍掀起歡迎與期待的熱潮,其熱烈的氣氛,顯然為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所罕見。歷經上述兩次的政權轉移,台灣人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反應。
 以下試舉幾位社會精英之言動,可以想見戰後台灣社會對新來政府的期待與歡迎:
 擔任法院推事的吳鴻麒,在日本投降的翌日(1945.8.16)的日記上,這樣記述著:
  「早朝出北,台北市上與常日無異,唯日人皆意氣消沈,台人則歡喜現於顏色」
 日據時代台灣的本土金融業先驅陳炘發起「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參與「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葉榮鐘,追憶當時的光景說:
  「各地方仿效築造﹝歡迎的牌樓﹞,一面歡迎的對聯也陸續出現,到處國旗飄揚,喜氣橫溢,真不愧為光復的新氣象。」[2]
 作家吳濁流描述當時台灣人對於來自「祖國」的接收人員,這樣敘述:「對這些接收人員,台灣人打從心底以對待英雄的方式歡迎。」[3] 吳濁流並描寫當時國府軍隊進入台北市受到民眾熱烈歡迎的情形說:
  「十月十七日,從祖國來了第七十軍的三千人,與長官公署的官員一起在台灣登陸,這一天的歡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說,遠從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趕來的也不少。軍隊所經過的路兩旁,砌成了人牆,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地並排站著,使我覺得異乎尋常。學生、青年團員,還有樂隊,連謝將軍和范將軍也被抬了出來,大刀隊和藝閣也著實不少!」[4]
 台南縣佳里鎮的著名文學家醫生吳新榮,在參加地方上的「國慶」慶典時,也這樣有感而發:
  「在這瞬間我們感激之至,不覺流淚,不期在此一生,台灣竟能光復,我們能做一個中國人了。」[5]
 花蓮名醫張七郎為了搭建歡迎國民整府的牌樓,勤練書法,其中有一對這樣的對聯:
  「治世三民無慚國父;
   共和五族一樣弟兄」[6]。
 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也寫下這首七言律詩:
  「一聲和議黯雲收,萬里河山返帝州。
   也識天驕誇善戰,那知麟鳳有良籌。
   痛心漢土三千日,孤憤楚囚五十秋。
   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7]
 類似以上的史料,多不勝舉,再再顯示終戰後台灣民眾普遍將中國視為祖國,而竭誠歡迎與期待。[8] 可見終戰之初,實無族群的芥蒂與歧視問題。
 然而接收工作開始之後,情況開始改觀,誠如當時來台的中央社特派員葉明勳後來的回憶所說:「政府來台接收的人員,很多以接收大員自居,言行中便有令人不屑的優越感,對滿腔熱忱以迎漢官威儀的台灣同胞,自然熱忱大減,轉為失望。」[9]
台人所遭遇的歧視與不平等
 其實,台灣人「熱忱大減,轉為失望」的原因,不只是因為接收大員「言行中有令人不屑的優越感」而已,而是台灣人明顯受到不平等的歧視對待。
 台灣人不僅在歡迎心目中的祖國之後不久,開始面對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的局面。甚且更面對族群上的差別待遇與歧視現象。以下試舉實例來了解。
 「外省人」壟斷權位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沒有政治人才」為藉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
 省參議員郭國基曾經在省參議會第一次大會第二次會議中指出,現在台灣自行政長官以下各處長各縣長各市長之中,僅有三位縣長是台籍人士(台北市長游彌堅、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其餘二十餘人全為「外省人」。[10]。
 1946年底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上層的官員,從行政長官、秘書長、處長、副處長到主任秘書共21名高層人員之中,只有1名台籍人士。[11] 他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而且,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遭處決。
 在長官公署的316名中層官員當中,台省籍人士只有17人,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12]
 從以上資料顯示戰後大陸人取代了戰前日本人在台的統治地位,而佔台省高級公務員中之絕大部分。再根據1946年11月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發表的統計,台籍官員比例更小,在簡任及簡任待遇級的官員(共計327人)當中,台籍官員僅占0.82%;在荐任和荐任待遇的官員(計2639人)之中,台籍人士也只佔6.63%而已。[13] 從省署這項統計看,「光復」後台灣人的政治地位顯然沒有光復。 無怪乎監察委員何漢文在調查報告中指出:「服務機會不均等,如各機關高級人員以外省人居多,而台灣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14]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月後,上海出版的《新聞天地》刊登署名「梁辛仁」的文章─〈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民變的分析〉。就對上述的現象發出了「良心人」的聲音:
  「光復之初,台胞歡天喜地。何以故?因為他們以為解放了,解放的意味是自作主人。他們想:政治該自由了,經濟該好一點了。詎事與願違,中國統治一開始,在台人眼中,就是另一殖民地統治方式,不過日本人換外省人而已。」[15]
 作者梁辛仁進一步指出,在這個酷似總督制度的長官制度之下,台灣的重要人事位置幾乎全為「外省人」所壟斷。他說:
  「政府到的全班人馬,雖點綴著幾個重慶去的台灣人,然大權緊握在外省人的手裡。這幾個親近政府的台灣人,不久便被人民唾棄為『半山』。(純外省人叫唐山,或阿山。)實際『半山』並未被政府大用 — 台北市長黃朝琴調去做商工銀行董事長,新竹縣長劉啟光調去做華南銀行董事長,高雄縣長謝東閔左遷民政處副處長閒缺,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連閒缺也保不住,一紙命令就被免職了。……馴至通台語的閩南人,也受到排斥。財政處處長張延哲,處理台灣財政問題,著有聲譽,一調調到秘書處處長,上下夾攻,動彈不得。高雄市長連謀,一走了之。……看了這節人事浮沉錄,外省人固與日本人相類。重慶去的台灣人如此,土著台灣人更休想抬頭了。」[16]
 中國記者唐賢龍在二二八事變後不久,也檢討指出台灣省行政長官制是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制的復活。他說:
  「台灣同胞滿以為台灣應該同國內其他各省一樣,要採取,行省制的。但孰料自公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這種特殊的制度以後,很多敏感的台灣同胞,都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台灣總督制,於是,街談巷議,私相傳授,他們更直覺得的,確認這是一種台灣總督制的復活,是一種與其他各省同胞有殊的不平等的待遇!其失望與沮喪的情緒,日積月累,更導成今日民變的主因。」[17]
 同樣為台灣人抱不平的言論非常多,例如二二八事件的三個多月前,重慶的《新華日報》也刊登文章指陳行政長官制度簡直就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試引其中一段來看:
  「台灣的『接收』,已經一年多了。可是碰到台灣人,你談起他的境遇,幾乎沒一個不搖頭,張著一雙陰沉得怕人的眼睛望著你。一位即將赴南京開全國商聯會的代表黃xx﹝按:黃媽典﹞告訴記者說:『日本投降,台灣民眾無一個不歡欣雀躍,覺得有了種種希望。目前呢?真有說不出的苦痛,民眾都悲傷失望得很』……以台灣的行政機構來講吧,據他們的談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與日本的總督屬並沒有甚麼區別,只不過官員換了一換,名目換了一換。而且自長官公署各處、會,一直到縣級科長以上的官員,都是國民黨當局從國內以裙帶關係帶去的,或者由南京當局直接間接委派去的。台灣人仍舊像是日本殖民地時代一樣,只供役使、當小差的份。」[18]
 不僅重要權位被「外省人」壟斷,而且許多單位充斥著「牽親引戚」的現象。《民報》的新聞就曾報導,台南、台中、花蓮等地方法院的職員,多的是院長的親戚,其中台中法院的五十名職員,有一半以上是院長有親戚關係。[19]
 又例如,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鐘上任之後,把一位具有三十年經驗的台籍技正范錦堂弄走,然後以自己的江蘇籍的二房姨太太謝吟秋來補技正的缺[20];
 再例如,高雄一所專修學校的劉姓校長,竟以他的不識字的岳父充任教員。[21] 這種現象即使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也不致發生。
 台灣人對於這種親親引戚的作風甚為反感,所以在國府接管台灣的約一年後,《民報》的一篇社論終於忍不住痛陳:「牽親引戚、營私舞弊的腐敗政治,台胞已討厭了,封建性包庇政治是更討厭的。」[22]到了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一個半月前,《民報》社論更按耐不住而再痛切批評:
  「因為本省沒有封建基礎,所以從外省搬入的壞種子,亦不易生枝發葉,成為一個組織;現在我們所見的,不外是封建『作風』而已。而這個作風,在慣於法治生活的本省同胞,卻惹出了非常強烈的反動。牽親引戚,結黨成群,以一個機關為地盤,無論是非曲直,『打折手骨卻屈入不屈出』,這就是封建作風了」[23]
 外省官員帶來的腐敗政風
 除了壟斷權位、牽親引戚的現象之外,讓台灣人更痛心疾首的是外省公務員帶進來的官場陋習、貪污舞弊的政治風氣。前述「梁辛仁」的文章,在上海出版的《新聞天地》替台灣人說出心中的感慨:
  「到台灣作官的外省人,本事是否高人一等呢?我不能否認其有幹練之才,但在台胞眼裡,卻一無是處。因為貪污舞弊不免,官僚習氣不免,行政無效率,技術尚空談。只見公文來,公文去。紙面計劃一堆,開口理論一套,實際做事則甚低能。」[24]
 而香港《青年知識》雜誌,更把當時來自中國的接收官員形容為「一群帶有強烈掠奪性的親戚同鄉等關係結合成的封建集團」,並且不客氣指出:
  「他們以「新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用元朝對待南人一樣的態度,對待台灣同胞。他們又從內地帶來了「執法者違法」的精神,營私舞弊,劫收中飽,腐蝕台灣的政治經濟。同時更受獨裁和內戰的影響,征糧征實征兵,接二連三加重台灣同胞的負擔,台灣人民察覺到他們所歡迎的人,很快地便踐踏到他們的頭上,使他們透不過氣來,他們埋怨地說:『盟國對日本的徵罰,不過投落了兩顆原子彈,可是對台灣卻是來了一群貪官污吏』。[25]
 中國大陸來台記者唐賢龍,對於當時來自中國大陸的腐敗政風,也有相當不客氣的指陳:
  「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中略〕台灣在日本統制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顧台灣以後,台灣便彷彿一池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沌不清。」[26]
 唐賢龍在其著作《台灣事變內幕記》中,對於當時台灣官場上的貪污腐敗,有具體而深入的報導,為我們了解二二八事件之前的外省官員帶來的貪腐風氣,留下珍貴的史料。他為了「希望國人能明瞭台灣政治的腐敗,更進而洞悉台灣的真相」,歷歷如繪地舉出幾件台灣社會家喻戶曉的重大貪污案,其主角包括台灣省行政長官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貿易局長于百溪、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任專賣局長任維鈞,以及轟動全島的台北縣縣長陸桂祥, (以及縣府的那把怪火─把貪污舞弊的相關資料藉縣府失火之由燒毀)。再者,唐賢龍細數與專賣局有關的貪污案,計發現專賣局總局、台南分局、台中分局、嘉義分局、新竹分局及嘉義分局所屬之嘉義酒工廠、屏東酒工廠等各單位,都曾在接收時或業務上有營利舞弊等情事。而以上所舉,已經令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但是唐賢龍認為這些「不過是幾千件貪污案子中比較重大的而已」。在唐賢龍的《台灣事變內幕記》中,他仍意猶未竟舉出所謂的「其他次要」的舞弊案,主角包括台北台灣紡織業公司(直屬工礦處工礦企業公司)文書主任、台灣水泥公司高雄水泥廠販賣部主任張德羌、台南鹽業公司總經理周樹嘉,及事務課長唐海平、現任貿易局長于瑞熹…。
 唐賢龍以記者之筆,對於前述層出不窮的貪污案件作了具體的敘述之後,作了這樣的結論:
  「在台灣,無論你跑到哪裡,像這一類的新聞,差不多隨時都可以從各色各樣底台灣人的口中傅出來。而在貧乏的報紙上,亦偶而間或可以透露一點點線索來。總之,在台灣,凡屬業務上的機關,如各公司、工廠等,祗要是有機可乘、有油可揩時,幾乎無日無貪污的情事,無處無貪污的人物。」
 而這些「幾乎無日無貪污的情事,無處無貪污的人物」,清一色都是來自中國的大陸籍公務員。他們代表著外省族群讓台灣人去感受,而令台人產生反感。誠如唐賢龍最後在結論所言:
  「在貪污處處聞,貪污時時有的「劫收」中,又怎樣教台灣人民不起反感?因為,台灣老百姓不是木頭,更不是傻瓜,他們也有一雙眼睛、一雙耳朵、一張嘴、一雙手啊!等到眼睛看黑了,耳朵聽厭了,嘴巴喊啞了時,他們自然會起來動手的。這是台灣﹝二二八﹞事變的第三個主因。」
 同工不同酬
 本省人與外省人待遇並不平等,同一級職同一工作,外省人的薪俸比本省人多,甚至高出一倍。這種差別待遇的差距,比日據時代日台人之間的差距還大。曾擔任報社記者的吳濁流,回憶當時所受的差別待遇的感受說:
  「在日據時代,嚐過那種比日本人要低六成的可憐的差別待遇的記者,光復後又同樣要接受這種命運,那當然要比日據時代感到更痛苦了。」[27]
 曾經服務於鐵路局擔任副站長的簡文發,也回憶說,在大陸上沒有看過火車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鐵路局的課員,一個月薪水六百元,遠超過一個月只領四百元?擁有十幾年鐵路經驗的台籍副站長。[28]
 語言歧視與「奴化」之譏
 初來接管台灣的陳儀認為「臺灣與各省不同,它被敵人佔據四十九年。在這四十九年中,敵人用種種心計,不斷地施行奴化教育。不僅奴化思想而已,並禁用國文、國語,普遍地強迫以實施日語、日文教育,開日語講習所達七千餘所之多,受日語教育者占台人之半數。所以,臺灣50歲以下的人對於中國文化及三民主義差不多沒有瞭解的機會,自然是茫然,這真是十二分的危險。收復以後,頂要緊的是根絕奴化的舊心理,建設革命的心理,那就為主的要靠教育了。」[29]。因此,陳儀一到台灣之後,即以台灣人不懂國語國文為由,排斥台灣人,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因此而被拒於公職之外。所以當時的省參議員郭國基要求政府要登用本省人材,「絕不容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拒絕登用台省人,此種看法不僅無理由,且侮辱台胞無過於此」[30]但是實際上,這樣的質詢並無濟於事。
 國民黨接管台灣不久,就開始推動「國語」運動,禁止台灣人使用自己的母語,並將之貶低為「方言」。同時廢除報紙日文版。
 國民政府認為台灣受日本「奴化」甚深,對「祖國」文化不了解,所以要積極清除台灣社會的日本色彩。透過「國語」的學習,以便了解中國文化。令人不解的是,台灣的鶴佬話(福佬話)?客家話,與被列為「國語」的北京語,同屬漢語系。日本人禁止這些漢語系語言,目的是要清除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沒想到中國政府來了之後,竟然也以禁止這些漢語系語言來清除日本思想,真是不可思議。當然,國民政府禁止的語言,還包括原住民語。
 這種「國語政策」的推動,以「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帶動。國民政府於1945年10月接管台灣後,於隔月即派員來台準備籌設「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該委員會終於在1946年4月2日正式成立。成立之後,首先頒布標準「國音」,同時於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講習班,積極推展國語運動。
 在推行國語政策的過程中重要機制之一是透過教育體系,尤其以師範教育為首要。1946年3月25日行政長官公署頒布的「台灣省三十五學年度小學教員暑期訓練實施辦法」中規定,國語?國文?歷史不及格者,即取消其任教資格。但是如果國語文及格,其他科不及格,但平均及格者,仍發給結業證書。[31]
 在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年來到台灣擔任行政院救濟總署台灣分署視察的汪彝定,目睹事件前的台灣社會狀況,對台人有幾分「同情的諒解」。他認為在接收台灣初期,政府曾犯的大錯,最明顯的有兩個:「一是放任內地來的公務員以形同霸佔的方式封房子,另外一個便是對語言文字問題的處理。」對於後者,汪彝定坦然指出:
  「我國政府接收後對方言文字的態度要負全部的責任。……當時若不許台灣人說日語?用日文,甚至不許說台灣話,就差不多等於剝奪了他們在公共場合發表意見,接收資訊,甚至討論問題的權利。剛愎的陳儀採取禁日語?閩南語這樣的政策,甚至運用絕大的政治力量來推動,其招致知識分子的怨懟,毋寧是十分自然的事。……來接收的官員又不曾以會一點閩南語為條件,甚至沒有一點興趣想學閩南話。這種情況下,來接收者懷挾著一份戰勝國人民的驕傲,以強大公權力,硬性以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態度處理方言問題,這個政策的錯誤性,今天才看得明明白白……再往深一層說,相較於中國當時的文化水平,日本文化早已青出於藍。嚴格禁止日文?日語的使用,除了造成台灣人的不便之外,更有封鎖自己資訊來源的反效果。」[32]
 無可諱言的,台灣人經過日本長達半世紀的統治,在言談舉止、待人處世各方面,已有相當程度的「日本化」。特別是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許多年輕人已經十足日本風味。這些濃厚的東洋氣息,看在剛剛打完八年對日抗戰、受盡「日本鬼子」欺凌的大陸人士眼?堙a顯得刺眼而不自在。由於對東洋日本氣息的反感,因此也連帶對感染日本氣息極濃的台灣人另眼看待。結果,許多大陸人視台灣人受了日本的「奴化」,動輒以「奴化」加諸於台人。最引起反感而鬧得滿城風雨的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於1946年4月29日在台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演講中,公開指責台省人排擠外省工作人員是「完全奴化」。引起省參議員郭國基的強烈質詢,認為這是對台灣同胞的侮辱。[33]
 這種視台灣人受日本「奴化」的觀念,直到二二八事變後,官方仍以「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為理由來解釋事變發生的肇因。茲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一段官方言論來看,即可明瞭:
  「日本統治時代因施行奴化教育,對於我國極盡蔑視破壞之宣傳,台胞之年事較輕者(中等學校學生及小學教員為多)對於祖國歷史、地理及一般情形,既茫然不知,而於日人長期先入為主之惡意宣傳,則中毒甚深,彼等大都懷有成見,認為中國一切文物制度,人才學術,均無足取,平時所言皆日本語言(一般青年說日語比台語為熟練),日常生活亦模擬日本方式,幾已死心塌地希望永遠為日本臣民。影響所及,遂使一般青年,殆不知有祖國文化與中國民族傳統精神之偉大,更不知此一時代係何潮流。」[34]
 被指為「奴化」的台灣人,自然不能心服。畫家王白淵就有一段如下的不平之鳴:
  「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台胞受過日本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是鬼話,除去別有意圖,完全不對。那麼,中國受滿清奴化三百年之久,現在女人還穿著旗袍,何以滿清倒台後,漢人仍可當權呢?台胞雖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並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於淺薄,過於欺人。」[35]
 二二八事件一週前的《民報》,更索性在社論上對「奴化」一詞作了一個反諷的解釋:
  「自祖國來臨的大先生們,時常說我們奴化,當初我們很憤慨,不知道指什麼為奴化,現在我們已經了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個『祖國化』的社會?堨穻s。」[36]
 歧視性的語言政策,與「奴化」、「祖國化」的反唇相譏,使得台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芥蒂更為加深。許多原本在二戰之後勤學中國話的台灣人,又開始回去講日語、唱日本歌了。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一個多月,《民報》社論就反映出這種現象:
  「因為台灣離開祖國五十一年,做了祖國的犧牲品,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所學習的日語日歌,都是被強制的。試看光復初時,台胞們滿悅之餘,誰也厭說日語,至於日歌實無從而聽。迨後由內地來的同胞,不肖多於賢達,而又佔了優越的地位,以致台胞們大形失望,終至內外省人的感情隔膜,日趨深刻。於是反動的,緩和了對日本人的惡感,不客氣地說日語、唱日歌,這是台灣現在的實況,很值得憂慮的。」[37]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二二八事件之前族群之間的歧視與偏見已經明顯存在。
 外省軍隊紀律敗壞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社會治安嚴重惡化。其因除了失業人口激增,造成盜賊四起之外,駐台軍隊紀律之敗壞,更有以致之。
 當時外省軍隊紀律的敗壞,見諸於時人的回憶錄,不勝枚舉。以下信手舉些當時人的回憶來看:
 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在國府軍隊登陸基隆港時,親自跑去基隆碼頭迎接,卻留下了以下的印象:
  「…我也和別人一起擠在港口歡迎國軍,當時日本憲兵站成一排等在船頭,大家看到一群黑黑髒髒的阿兵哥穿著草鞋?揹著紙傘,腰間繫著網袋從船上走下來時,全部的人都傻住,那些阿兵哥走起路來還會口匡噹口匡噹作響,原來是放在網袋裡的鍋子?碗筷互相碰擊發出來的聲音,看看一旁的日本憲兵,整齊的制服?綁腿和皮鞋,那些國軍就像乞丐一樣!大家的心都冷了半截,派這種兵來「接收」台灣,將來台灣還有前途嗎?」[38]
 當時擔任士林鎮長的郭欽智,後來也回憶說:
  「跟隨而來的軍隊都是雜牌軍,不僅訓練不佳,軍紀也不好,軍人欺負老百姓的事件頻傳。大陸來台接收的軍隊在能力、紀律、外觀上都令滿懷期待的台灣人希望落空了。台灣人雖然不願受日本人統治,但日本人非常守法且執法嚴格,因此對於大陸來台軍隊的散漫尤為反感,….」[39]
 戰後在台中擔任空軍三廠的台籍少尉軍官李碧鏘也指出:
  「戰後來台的外省人軍憲警動不動就拿槍對民眾說:『槍斃你!槍斃你』,視人民如草芥般的毫無人權觀念是非常可怕的。」[40]
 戰後任職於台北市政府財政局的陳榮弓巨,甚至認為軍紀敗壞是釀成二二八事件的主因,他說:
  「那時候外省兵素質及軍紀不好,欺負百姓情事時有耳聞,致百姓心中長期的不滿一點即燃,才留下這些歷史的悲劇。」[41]
 以上的回憶,皆出自台籍人士。其實,即使外省軍官也不得不承認當時軍紀的敗壞。以下試舉兩者以便參照,一者是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的回憶,一者是隨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的見證。
 這位全台憲兵勤務最高負責人高維民,回憶[42] 說:
  「廿五日接收之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
 高維民接下來的回憶,更提供我們栩栩如生的史料:
  「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堙a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有人看,騎了就走。……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堥s人,跑進去就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
 在二戰後隨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也有類似的回憶: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閉戶的良好治安,以飼養的家禽來說,居民都是一籠籠,一簍簍放在自家門外,和腳踏車一樣從來不加鎖的,也從來沒有遺失過。然而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籠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43]
 張拓蕪說,當時的七十軍,民間稱之為「賊仔兵」。其實以「賊仔」稱呼,尚稱客氣。因為,許多軍人除偷竊之外,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無所不為,更令人痛心。國府接管台灣的一年後,《民報》的社論就以〈要預防年底的危機〉為題,指出:「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44]。而上海的《大公報》,亦有鑑於此,曾為文呼籲:「國軍在台紀律又很差,滋生是非,甚失人望。政府不可置無用之軍,賈怨於人民。在台國軍似應予縮編,減至最少限制。」[45]然而輿論的呼籲,顯然無法讓欺民擾民的軍紀改善,更無法挽回逐漸失去的台灣民心。
 征服者的優越感
 本文前頭曾引述戰後來台的中央社特派員葉明勳所敘述的,來台接收大員言行中有令台人不屑的優越感。曾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直屬黨部執行委員的丘念台,也明白指出:「派台政軍良莠不齊,不免有以征服者態度相臨之輩。」[46]二二八事件爆發的11天後,南京的《中央日報》的一篇方塊文章也明白承認說:
  「他們﹝按指台灣人民﹞在解放之初﹝按指二戰結束後﹞,對於祖國主權之恢復,內地同胞之蒞臨,是以最熱烈的情緒接待,也以最大的希望期許。而我們的省地官吏既未能盡除日人的疵政,又未能保持日人若干優良傳統,同時少數不肖份子在行動表現上或許以征服者自居。」[47]
 國府接管台灣的五個月後,北平(當時還叫北平)的《民主周刊》就對接管台灣的軍政人員所表現出的「征服者」的態度,提出警訊。該刊一篇題為〈台灣的隱憂〉的報導,這樣說:
  「關於接收的舞弊和黑暗,我只願說一句:反正和別的地方一樣,真使人懷疑到底是中國真缺乏好人,還是政府裡缺乏了好人? 接收人員那種耀武揚威的戰勝者姿態,和一個侵略者在別人的土地上有什麼兩樣呢?他們似乎忘記了台灣是自己的土地,那裡的人們是自己的同胞,他們已被日本剝削了五十年,現在該是讓他們喘一口氣的時候了。 我真擔心不久又有類似北平『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糟殃』的童謠呢!」[48]
 中國記者唐賢龍更在後來檢討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時,描述到台灣人的「自尊心」對抗中國軍政人員的「優越感」。試看他一段有關「自尊心與優越感對抗」的描述:
  「一些職位末必十分重大,而能力又未必特殊驚人的不大不小的官吏,卻自命不凡,處處以「征服者」的態度自居,而瞧不起台灣人。又因為他們與台灣人接觸的機會甚多,於行動言語間,時時會流露出一種高傲的優越感,予一般台灣人的印象最壞。至於那些貪官污吏們,平日更是作威作福,儼然像小皇帝一樣,認為所有的台灣人,都是奴隸馬牛,這與日本在統治時代,常自誇為「優秀民族」而將台灣人視為「劣等民族」之心理正如出一轍。難怪很多台灣人都敏感地認為:這與日本在統治時代的情況並沒有什麼兩樣,而誤解為凡是由內地去的外省人,大都是一種「新的統治者」。故外省人的這種優越感,幾乎使得每一個具有自尊心的台灣人,都普遍地引起強烈的反感…」[49]
台人對外省人的歧視
 面對著上述的處境與遭遇,台灣人心目中的「祖國」的地位大大跌落了。對於來自「祖國」的外省人的印象,也產生極大的變化,進而以「阿山」、「豬」等輕蔑之詞相稱。
 在日治時代任職總督府殖產局,於戰後任職農林處的張聯欣,回憶這段台灣人心理轉變的歷程,說:
  「當時部份台灣人很高興回歸祖國,歡迎國民政府前來接收,但看到前來接收軍隊穿草鞋、背雨傘、扛鍋子的模樣,讓受日本統治50年,各方面建設、制度已逐漸上軌道的台灣人,感到十分失望,不久,就輕蔑稱外省人為『阿山』,後更稱之為『豬』。」[50]
 「祖國」變成「阿山」
 外省人的優越感引起台灣人的反感,也因此,台灣人對外省人心存芥蒂而以「阿山」稱呼了。中國唐賢龍毫不避諱地說出了這個存在於族群之間的現象:
  「其實,外省人固然看不起台灣人,而台灣人又何曾瞧得起外省人呢?在台灣,每當我走到街上時,我常常聽到有很多台灣人指著其他的外省人,叫「阿山」!…照字面上解釋:「阿山」是「唐山人」的意思,正如英美和南洋一帶的華僑,他們常稱祖國為「唐山」是一樣。但在這裡,「阿山」一詞的含義,卻又並不如此簡單,而是可以體會出更多方面的意義的。首先,「阿山」是含有「非本地人」的寓意,蓋即指外省人也,以示與台灣人有別,這是第一層意思。而另一方面,「阿山」又是指「特殊階級」而言,在這種簡單的字裡行間,他們已經含有一種「仇視」意味,……;此外,「阿山」復含有「蔑視」的成分,…它代表著落伍、自私、貪污、土頭土腦、不開化、不衛生、不守秩序,以及其他若干不可理喻的寓意。……。最後,「阿山」還帶有「洋盤」,「冤大頭」的意思。總之,「阿山」是一切壞名詞的總稱,是一種不友善態度的表示。…因為台灣人具有這種強烈的自尊心,而外省人又抱著如此特殊的優越感,由於這兩種不同的意識互相對抗結果,遂使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的關係益形惡化。」[51]
 另一位中國來台記者王思翔,也清楚指出戰後台灣民心從「祖國」變成「阿山」的心理轉變:
  「台灣人民熱烈希望光復能給予他們民族的解放和民生的改善,而他們所得到的是人為的『民族』壓迫和加倍的痛苦!於是,從一個頂點轉到另一個頂點,即從歡迎到憎恨。他們為那些以佔領者自居的外省人,加上一個尷尬的渾號─『阿山』。「阿山」這個名詞,據說原來並不含有惡意:可是此刻,它已經成了貪污、獨裁、枉法、欺詐、荒淫無恥─一切壞事的同義語。「阿山」,是台灣經濟、政治的破壞者,他們更破壞了台灣人民所重視的法律和公共秩序等等,他們在貧困與飢餓的台灣人民面前,以強取豪奪所得過其荒淫無恥的生活。……在人民的談吐中和輿論上,出現了地方性的激烈言論,正如一般被壓迫民族所有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然。台灣人民用一種忿怒的、伺機報復的眼光,嫉視著以主人自居的『阿山』」。」[52]
 以上兩位中國來台記者對於台灣人改稱外省人為「阿山」的報導,不難看出原本歡迎「祖國」的台灣人的心理轉變。而比「阿山」一詞更等而下之的形容,是用「豬」來形容大陸人,就更加不堪入耳了。
 「狗去豬來」的謔喻
 過去,台灣人厭惡日本人的歧視待遇,罵日本人為「狗仔」。戰後,他們發現他們所熱烈歡迎的祖國,原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此就稱來自大陸的「外省人」為「豬仔」。至於何以稱狗?何以稱豬?「台灣文化協進會」編輯的《台灣文化》有一段這樣的解釋:
  「本省人把日本人叫做狗,是因為狗是兇惡的動物,日本人很兇惡的壓迫本省人,如狗很兇惡的咬人一樣。但是狗能替主人守門防賊,所以叫他們做狗。本省人起先很尊敬外省人,後來看透了一部分外省人的行為,有點像豬,因為豬是『不潔不淨』」、『光食而不做事』的動物,『不潔不淨』就是貪污,『光食而不做事』就是『做事不負責』,『沒有責任心』的意思,平心而論,像這樣的外省人,實在不少」[53]
 二二八事件時的民兵「廿七部隊」的部隊長鍾逸人,在其回憶錄上說到,3月2日在台中的「市民大會」上,當有演講者講到:「如今他們阿山不但不感謝我們,卻處處擺著高姿態恥笑我們、侮辱我們。大家都看到『為拯救我們台灣人』才抗戰八年的『阿山』,此刻是應該來珍惜他們八年抗戰的成果─台灣,還是應該來糟蹋我們台灣人?」時,立刻就有民眾呼應台上的演講者,激動地高叫:「不管他們待我們如何,反正我們不把他們當做人,他們是ブタ(豬),只有ブタ,才會忘恩負義」。接著怒罵「ブタ」之聲,此起彼落,連續數分鐘。[54]
 上海《新聞天地》上面署名「梁辛仁」所發表的文章─〈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民變的分析〉也說:
  「在外省人眼裡,又看不起台灣人,因為他們不能寫中文,不能講國語,不懂黨義,不諳推扥騙及其他一切官場習慣。外省人看台灣人有點日本氣,台灣人看外省人同屬一類—『四腳的』,所差只一個是『狗』,一個是『豬』。(這話普遍流傳,在公開應用。)因此人事感情越來裂痕越深越大,已經很難縫合了。」[55]
 二次戰後台灣社會流行的一句話─「狗去豬來」,表達中國人取代日本人成為台灣統治者之後,台灣人內心的失望與不滿。
 台灣人開始對外省人的差別對待
 被台灣人稱為「阿山」或「豬」的外省人,也開是受到部分台灣人的差別待遇。誠如中國記者唐賢龍以下所報導的:
  「在台灣,假使你要被人稱為「阿山」時,無論你買東西,或理髮洗澡,有些狡猾的台灣人,總要乘機敲你一下,使你多付出一兩倍的價錢。」[56]
 香港《青年知識》雜誌署名「史堅」的作者也替台灣人民打抱不平說:
  「由於內地人對台灣人的歧視,台灣人由憤恨而起了報復。到過台灣旅行的人,他可以告訴你,當你到一家旅店開房投宿的時候,假如你說的是日本話,那便會受到殷勤招待。要是說中國話,便會嚐一嚐閉門羹。」[57]
 本文觀察至此,無庸置疑的,本地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心理鴻溝已然形成。族群問題明顯已存在於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社會。誠如二二八事件爆發的約兩周之後,「史堅」在香港的《青年知識》雜誌上面所分析的:
  「一個外國新聞記者曾經指出,台灣當前的問題,可能由政治問題發展到民族問題。的確,台灣人民目前雖然不能單獨成為一個民族,但在受人歧視之下,他們是可能蛻變成一個民族單位的。歷史上許多民族支派,都是這樣逼出來的,例如獨立革命時的美國。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人民對祖國又一次大大的失望。二二八事變終於迫成了…。」[58]
 所以,認為二二八事件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造成,而純粹只是「官逼民反」所致,這恐怕是不敢面對歷史事實的心態。充分的史料告訴我們,族群的問題,絕對是釀成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背景與因素之一。由於族群的問題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背景與因素,我們才能解釋為何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許多憤怒的民眾會一見到大陸人就毆打的緣故。
三、二二八事件中的族群衝突
 二二八事件因1947年2月27日的延平北路查緝私煙血案而點燃,翌日抗議的民眾聚集到行政長官公署前,卻遭到長官公署陽台上的軍隊以機槍掃射,至此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出現憤怒的台灣民眾痛打外省人的情形。
台民怒毆外省人
 毆打外省人出氣
 根據當時擔任記者的作家吳濁流的敘述:
  「當排頭逐漸接近長官公署之際,突然從長官公署的屋上機槍開火了。同時有兩三個人倒在機槍的掃射中。民眾只好後退,潛入城內。於是憤激到頂點的民眾,不分皂白,一看到外省人便打。」「為了防止外省警官拿出武器,青年人就進入市內的警察署街收武器。」「這個事件的產生至為單純。那是本省人已經無法信賴外省警察,而對他們持有武器感覺非常危險不安所致。」「任何一個本省人都無法安心而本能的感覺到有自為的必要,於是青年不約而同地起來接收武器,想自動地來維持自安。」「總之,給外省人拿槍是一件頗危險的事而由他們取而代之的這種想法。」[59]
 長官公署陽台上面機槍向民眾掃射時,附近的臺大醫院裡正好住了一位作家鍾理和,當時因為肺病住進臺大醫院的鍾理和,親身見聞了這場騷動。他在2月28日當天的日記上有一段這樣的記述:
  「半頃,在自己所住第一內科病房後面不遠,忽然傳來一連串怪似鞭炮的聲音,看看街道則見很多人驚惶而跑,狀極慌亂。據云那地方是長官公署,那聲音是槍聲,事情是長官公署前已架好了機關槍,正在向手無寸鐵的無辜掃射。事情是由昨天便發生的,據說是如此‥‥昨天專賣局要取締街頭私賣煙草的煙販,一個取締員以手槍把擊傷了一個賣私煙的婦女。當場目睹此狀的群眾心甚憤懣,群情洶洶便趨前欲詢究竟,取締員更開槍擊斃一人。這便是導火線。群眾甚激憤,便將公賣局團團並且牢牢圍住,見是外省人便打,不問什麼,不分皂白。當晚民眾在各地街衢鳴鼓聚眾,聲聲要打出豬子及豬孫。事乃由此擴大而波及全市各機關,各機關俱關門避難,各街道便展開了鬥爭。外省人在民眾咆哮、忿怒、憎恨、拳頭、腳底、棍棒之下呻吟哀號、求饒、仆地流血、抱頭鼠竄或者竟至斃命。」[60]
 當時被行政長官公署的機槍掃射傷亡者,都送進台大醫院,因此在台大醫院的鍾理和的見聞,必有相當的信度。
 復根據中國來台記者王康後來的回憶,28日長官公署陽台上面的機槍對民眾掃射之後,事態嚴重起來,至此「本省籍群眾像發狂依樣,不問青紅皂白,圍毆馬路上行走的外省人。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有的倒在馬路上奄奄一息。當時有一班火車剛自外埠開到,下車旅客中有些外省旅客一走出車站就被打傷或打死。他們根本不知道被打是為了何事。有兩個穿灰色軍服的徒手士兵被一群人圍毆,他們用拳頭、磚石將兩個士兵打倒在地上,滿身是血,痛苦呻吟,他們才罷手。幾分鐘後有走來一穿西裝和一穿中山裝的外省人,也被打得口流鮮血,倒在地上。…」[61]
 顯然許多台灣人將一年多來對新統治者的不滿,全部發洩在所有外省人身上。當時穿著中山裝的人,代表著外省人的形象,往往成為被攻擊的目標。例如,時任新竹縣縣長的朱文伯,當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正好上台北辦事,由於他身穿中山裝,於半路上幾經受阻,險遭台灣人毆打。之後他為了安全,即刻改裝,經台籍友人的幫助得以逃過一劫。[62] 再例如,平日喜歡穿中山裝的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於事件中為了避免被攻擊也改穿西裝。[63]
 根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報告:
  「﹝二月廿八日上午﹞十時許,奸黨暴徒率領流氓千餘人,擁至專賣局台北分局,當場毆斃外省職員兩人、傷四人,……,至此暴徒如中瘋狂,恣情肆虐,竟高呼『打死中國人』(即指外省籍人)之口號,於是通衢僻巷、公私場所,瞥見外省人,即行狙擊凌辱,台籍婦孺亦盲從附和,見有外省人,即以擊掌為暗號,預伏至室內之暴徒,即聞聲出打。」[64]
 時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的丘念台,也回憶說:
  「台北禍事﹝按指27日緝煙血案﹞發生後,無後取鬧之輩,由脅求懲治緝煙人員,逐漸變質為對付外省籍的同胞。」[65]
 三月一日起,事件迅速擴及中南部,兩、三天之內,各地響應台北的行動紛紛出現,全島各大城市及部分鄉鎮皆發生騷動,各地憤怒不平的民眾接管官署、警局或其他公家機關,毆打大陸人,發洩一年多來對新政府的怨懣之氣。以下分別從苗栗、台中、嘉義、高雄等地區,試舉幾個當時人的回憶做為抽樣代表,以玆佐證:
 其一、苗栗糖廠外省人受毆,根據〈苗栗糖廠電呈該廠外省籍員工被毆與損失情形〉說:
  「三月一日夜晚八時,突有百餘人圍衝入本廠外省職員住宅區,毆傷內地來廠職員數人,而副工程師錢如龍受傷獨重,打人群眾喧鬧搜索至夜分始○,○亂之際,各外省籍人員住宅中物件多有損失。」[66]
 其二、作家楊逵敘述台中市的情形說 :
  「﹝3月2日﹞群眾毆打街上的『阿山仔』。並分幾路接收市內各公家機關,包括市政府、警察局、消防隊、飛機場等,解除駐紮部隊的武裝,把外省人集中到幾家旅棧看守…」[67]
 再者,於二二八事件前兩個多月(1946年底)奉派來台,任職台中《和平日報》的張煦本,也見聞台中地區的情勢。張煦本說:
  「﹝三月二日﹞在報社三樓的窗口,看到一群群的人,紛紛從中山路?自由路向市警察局與市政府鼓噪前進,不久,聽說市警局的警察被繳了械,他們﹝指民眾﹞衝進了市政府,市長從後門溜走了,…」「報社的所有外省籍同事,幾乎全部集居在同一宿舍中,誰也不敢出門…」[68]。
 其三、根據事件當時在虎尾地區出任民軍的「政治部」部長胡國定回憶說:
  「二二八事變發生後,在 3 月 1 日晚上消息傳到虎尾,虎尾座 ( 虎尾戲院 ) 和街上就零零星星發生本省人跟外省人的衝突。」[69]
 其四、在嘉義的長老教會牧師黃武東,也有這樣的回憶:
  「﹝三月二日﹞晚上,會友中幾位來自廈門、汕頭的,有的已被打得遍體鱗傷,衣衫襤褸,紛紛到我宿舍,求我庇護他們。這些都是我教會的外省會友。」「當時在嘉義一帶,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大陸人中,廈門人很少做官,這些會友均擔任教員、工程師、技術人員等,很多人在嘉義附近的糖廠、化學工廠及自日本人接收的農場等處工作。但在二二八事變中,因台灣人對陳儀政府積怨甚深,事發後,起初是打貪官污吏,後來只要見到大陸人便打。」[70]
 其五、高雄的楊金虎也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說:
  「三月六日事態播動到高雄。余聞事件已在台北與陳儀以政治解決交涉中。余在高雄,一本愛祖國之意願極力勸導市民不可不法行為,警戒青年不要議氣衝動。但以微力,未能制止大眾行動。果然市上掀起浪潮,打外省人,燒外省商人物資。」[71]
 從以上史料可以確信,幾乎各重要市鎮都發生有毆打大陸人情勢。
 多少外省人遇害?
 在二二八事件中,大陸人到底死亡多少人?事件甫定之初,各地方縣市政府曾有公務員死傷人數的統計,分別如下[72]:台北市:「公務員死亡者三三人,受傷者八六六人,失蹤者七人」;台北縣:「公務員受傷五人」;基隆市:「死傷軍警及公務員一五三人」;新竹市:「公務員死一四人」;台中市:「公務員死五六人」;  台中縣:「外省公務員被毆傷者二六人」;彰化市:「公務員傷七人」;嘉義市:「公務員死傷六九人」;台南市:「公務員死傷四八人」;台南縣:「公務員被傷八人」;高雄市:「公務員死傷三九人」;高雄縣:「死傷公務人員十一人」;屏東市:「死傷公務員及人民共三三人」;花蓮縣:「公務人員被毆傷者四人」;台東縣:「公務員傷者十九人」。以上數字,是官方的統計,因其死傷者概為外省公務員為主。因此依此來推斷外省人死傷人數,可靠性極高。其中以「死傷」一詞含混帶過,未區分死與傷,故無法精確掌握死亡人數。且當時為了報備補償,輕傷者也都列入其中,因此真正死亡人數不會太多。
 此外,再據楊亮功《「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的記載:台灣主管治安機關統計事變中傷亡人數如下:
 外省人死57人,傷1364人,失蹤10人。
 本省人「暴徒」被擊斃者43人,俘獲85人,自新者3023人。
 軍人死亡者官16人,兵74人,受傷者官135人,兵262人。
 以上三項統計,死亡者190人,受傷者1761人。
 其中,如果再扣除本省人「暴徒」被擊斃者43人,則「外省人」死亡共計147人。這個數字,如果相較於3月8日之後,大陸軍隊抵台對台灣人進行屠殺所造成的傷亡,就顯得微乎其微了。[73]
 不過,毆打「外省人」的情形,多發生在事件爆發的最初幾天。但以後由於各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會員」的呼籲不可胡亂毆打大陸人,情況較緩和下來。例如,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在台北中山堂開會時即要求「不該用反對外省人的口號,只能對政府的措施有不切實際者提出建議」[74];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中,就呼籲:「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至於二、二八那天有一部分外省同胞被毆打,這是出於一時誤會,我們覺得很痛心,但也是一個我們同胞的災難,今後絕對不再發生這種事件」[75];台南市的參議會議長與憲兵營交涉協商,於3月4日下午協商七項辦法,其中第四條謂「外省人之生命財產,今後由市民共同保障,外省人與本省人,均應互相尊重」。翌日,此項又增補內容「嗣後再發生毆打外省人情事時,軍警憲將採取斷然處置,並予支持。」[76]
 這些呼籲固然使得毆打大陸人的情況和緩下來,不過也正顯示事件中族群之間確實存在的緊張關係。
 族群衝突中的人道救援
 儘管各地發生毆打大陸人情形,但一方面也有許多台灣人,於動亂中保護大陸人,或救助受傷的大陸人,發揮人道精神,此類個案,不勝枚舉。試舉數歷來看:
 外省公務員曾器就曾如此表示:
  「在二二八事件之前,我們早就預感到要有大事發生,只可惜政府當局不作任何防範措施,從我親身體驗到的經過,絕大多數的本省人,均異常善良。我和一些外省籍的同事,就在若干本省籍鄰舍及同事的協助下,避入鄉間,未遭禍害。」 [77]
 在新竹的一位學生領袖(新竹中學學生)曾重郎回憶他們保護外省校長辛志平的情形說:
  「因辛志平校長是大陸籍人,激怒的民眾很難分清誰是貪官污吏誰是無辜的教育家。因此,我和幾位同學商量,決定把辛志平校長一家三口轉至位於新竹中學校園內的學生寮由學生保護。辛志平校長的七歲兒子由我們幾個同學輪流背著,於當天傍晚步行至新竹中學的學生宿舍。住在學校附近住宅區的不少大陸籍教師已先來到學生宿舍避難。我把住在宿舍的學生集中起來,向他們做了交代。我說,辛志平校長和教師是從事教育的,平時並未發現他們有貪污行為,我們這次暴動是清算國民黨的貪官污吏,他們是教育家,大家要保護。」[78]
 事件當時正在嘉義教會擔任牧師的黃武東,曾庇護多位大陸籍的教會教友,他回憶說:
  「在那幾天中,不時有青年到我住處搜查,客氣的問我說:『黃牧師,你有藏山豬否?』我皆答無。」[79]。
 許多外省籍平民受到台灣人保護的案例,多不勝舉。
 再者,各市鎮雖然出現拘留或集中外省人的情形,但在各地集中外省人的行動中,未曾出現有集體屠殺或凌虐行為,反而是集中保護者多。但也有地方人士為了集中保護外省人而事後遭構陷者,例如台南縣新營鎮長沈瓊南(義人),為了收容外省人,要求婦女會的成員向各界募款來買東西,供應他們的需要。沈瓊南回憶說:「他們要求要吃魚、吃肉,我也只能照辦。我這一舉動原是為外省同胞好,但事後政府卻做惡意的解釋,認為這是欺負外省人,讓他們失去自由」[80]。
 還有更諷刺的是,有的地方的外省人被集中處置時,沒有受到損失,反倒是「國軍」一到,卻遭洗劫一空。曾經在二二八事件時在高雄擔任外省人收容所的洪文慶回憶說,當時被關在三民區區公所裡的外省人在得知「國軍」將到時,個個喜出望外。沒想到國軍部隊一到,不但沒有釋放他們,反而將他們身上的一大堆手錶、項鍊、戒子、手鐲、台幣、美金等搜括一空,丟下仍被關在收容所的外省人而去,他們只好破口大罵:「嗚!台灣人關我們這麼久,我們什麼損失也沒有,國軍一進來,身上財物全都被搶走。」[81]
外省軍隊屠殺台灣人
 如前所述,台人集中管制大陸人時,未曾發生屠殺情勢。然而,相對於這種狀況,外省軍隊抵台之後,卻以「綏靖」之名,對台灣人進行屠殺。3月8日下午由蔣介石派來的軍隊抵台之後,即沿街對台灣民眾開槍掃射。
 報復性的屠殺
 軍隊登陸當天,時年十歲,住在基隆市的許曹德,躲在家中門縫邊,親眼窺見軍隊屠殺台灣人的鏡頭。試引一段他在回憶錄中的珍貴回憶:
  「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媟j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是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82]
 當時奉派來台的整編21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參與了這次來台的「平亂」。他後來的回憶,也為軍隊屠殺台灣人民做了珍貴的見證,他說:
  「該團﹝按指四三八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幸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占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到達台北的當天下午,又空運一個營到嘉義。嘉義羅迪光營殘部在增援部隊剛一下飛機場,即配合援軍向四周武裝的人民進行大屠殺,當場死傷數以千計。」「四三六團於八日下午在基隆港登陸後,即派一個營分赴新竹、桃園、中壢等地鎮壓人民武裝。團部率其餘各部直開台中,駐大華酒家,同時命令所部向埔里、日月潭等地進行鎮壓。該部在沿途,對於因問詢語言隔閡,搖頭擺手的無辜群眾,亦予槍殺不少。」[83]
 當時正在嘉義教會擔任牧師的黃武東,也目睹到中國軍隊在嘉義地區屠殺台灣人的狀況,他回憶說:
  「青年學生中,很多在紅毛埤或郊外曠野被殘殺後,以卡車一車車載回,將屍體堆在噴水池邊示眾。台灣人從未見過如此殘忍的景象……許多人莫名其妙被抓,機場軍隊開到市區時見人即開槍,致家家關閉門戶…此種景象是我生平僅見,令我心寒不已,至今憶及,心有餘悸。」[84]
 即使在淡水小鎮,也有部隊進入對民眾開槍。家住淡水,任職農林處的張聯欣後來回憶說:
  「我住的淡水也派來一小隊士兵,每天於架設機關槍的卡車上,進行恐嚇性的射擊,讓一般民眾不敢外出。」[85]
 軍隊在全台各市鎮對民眾進行掃射屠殺的情事,目前已有許多當時人的回憶錄,留下活生生的見證,不勝枚舉。以下再引台灣旅滬六團體的報告,對於當時全島多處民眾遭屠殺的慘況,有概括性的敘述:
  「屠殺方法殘酷無倫,(一)如基隆車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二)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三)台北別動隊使用機槍及坦坦彈殺害平民。(四)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戮死。(五)台北將所捕平民四、五十名由三層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六)高雄將人釘在樹上聽其活活餓死。(七)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民眾即開槍擊殺。(八)哨兵遇路過民眾,不問情由開槍擊殺。(九)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而處決。(十)嘉義、台南一帶人民因聞主席白部長一律從寬免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被捕槍決。(十一)軍隊以清鄉為名,向民家搜查,將財物取去復殺人滅口。」[86]
 官兵又成竊盜
 不僅濫殺無辜,而且許多軍隊在進行補殺民眾的同時,乘機搶奪民間財務。這種「官兵兼強盜」的行為,見諸當時人的回憶或口述,多不勝舉。以下僅試舉數例做為抽樣:
 先從28日長官公署向民眾開槍的警察及士兵說起,根據鍾理和2月28日的日記記載:
  「公署的警察及兵士只顧搶被掃死的人所棄的自行車,至於死人他們是好像沒有看見。」[87]
 整編21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如這樣回憶說:
  「…不久,﹝四三六團﹞團部移駐中壢,在離開大華酒家時,把屋裡的電扇、衣服、盆碗日常用具,幾乎洗劫一空;並把這家酒家改為俱樂部。其行為甚於盜匪。」「軍部由台北開往台中。﹝9日﹞當晚駐在台北師範學院時,因為沒有柴燒,杷學校門廉拆來燒火,數百軍眷同住一處,到處大小便,亂拿學院東西,連電線、電燈泡也取走不少,使台北師範學院遭受一次空前的洗劫。」[88]
 在高雄的楊金海回憶說:
  「到了3月10日前後,中國21師及第4憲兵團援軍到高雄,一班一班的士兵分區搜查,提著步槍、手槍或手榴彈,每戶撞門,我父親要我們躲在床下,他去開門,結果全家都被用槍抵住搜身,我大哥一件毛衣被奪走。我父親皮包被搶,我家一輛腳踏車也被牽走。還好大票埋在床下,未被看到,家中才有現金可用。/高雄鹽埕示範市場,東門入口左手第二家是一間銀樓,老闆是楊明德,中國兵來到後,指金庫中有武器,強行打開,搶走金條,老闆不從,被當場打死。而道路兩旁到處可看到屍體。」[89]
 曾任士林鎮長的郭欽智回憶說:
  「二二八事件後大直有一個訓導營,由一位李少將負責,他們每天到菜市場買菜,雖然買很多菜,但價錢都壓的很低,付錢後還要搶二、三把青菜走。因此賣菜的人都叫他們「土匪兵」。當時邱秀陽里長就叫菜販提高價錢,限量販賣。…隔了一、二天,當阿兵哥又到菜市場買菜時,其中阿兵哥認出邱是煽動市場的人,便回去報告,派人來抓邱…次日早上六時左右,邱就被便衣人員抓走,在拳頭姆山(現在的文山)路上被槍刺死。」[90]
 除了上述外省軍隊對台灣民眾的屠殺與搜括之外,3月8日起,全島各地的台灣地方領袖、社會精英,幾乎都遭到有計畫的捕殺[91],更讓台灣人痛心疾首。
 原本在二二八事件前已經存在的族群問題,經過二二八事件中的正面衝突,以及一場來自外省軍隊的屠殺之後,台灣人儘管敢怒不感言,但是埋下的族群矛盾與情結就更加難以紓解了。
四、族群問題背後的深層本質
 本論文進行至此,已經不難看出二二八事件之前存在著明顯的省籍矛盾與族群問題。二二八事件發生之中,更有著明顯的族群衝突與對立。但是,如果我們的視野僅止於族群問題,則並未觸及問題的核心。在族群衝突的表象背後,應該還有更深層的本質,那就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文化差異。
 長期生活於同一個社會內的兩個族群的對立與矛盾,或許具有較多成分的族群問題;但是如果來自不同社會的兩個族群之間的對立,則非純粹的族群問題,而是具有較多成份的社會文化差異的性質。台灣戰後的社會,即是面臨如此狀況。吾人在探討二二八事件中的族群因素時,必須注意及此。
 二二八事件發生當中,南京的《中央日報》刊出一篇署名「沛人」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話這樣說:
  「復員初期,京滬尚且有『重慶人』與『上海人』的歧視心理發生,但是京滬與重慶的人,在心理上本來是沒有什麼距離的,所以容易消融,在台灣人與內地人﹝按指中國大陸﹞,因心理距離過大,生活習慣相差過遠,甚至證書文字都不相通,其隔閡自可想見,加以政治措施未當,自然容易發生問題。」[92]
 以上的論述,就不止於族群表象,而更能觸及兩個社會的文化差異。這是值得吾人加以觀照的論點。
台灣與中國的不同歷史軌跡
 從近代史來看,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不僅發展的軌跡不同,而且落差甚大。台灣一進入歷史時期(約自荷蘭時代起),即已出現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雛型,且出現轉口貿易,開始躍入世界海洋文明的體系中,與中國大陸自給自足的封建式小農經濟不同﹔鄭成功父子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依然暢旺,滿清帝國閉關自守,封鎖台灣,但是鄭氏政權反因此在台灣更加發展國際貿易,海洋商業性格成為台灣以「海洋小國」抗衡「大陸大國」的利器。[93]無怪乎郁永河在其《裨海紀遊》中說:「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
 鄭氏的東寧政權被滿清帝國併吞後,台灣的商業發展由國際貿易轉變為區域貿易。但自1720年代起,「郊商」興起於府城(台南),繼而發展到鹿港?艋舺(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台灣的海洋商業性格依然活絡。果然到了19世紀60年代後,台灣開港,國際貿易又迅速擴張。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滿清帝國境內,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貿易順差幅度逐年擴大,出口長期保持進口的一倍多。從1868到1894之間台灣的出口總值,年平均成長率為10.5%。。台灣貿易發展的速度顯然較中國大陸為快。[94]1885年台灣設省後,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其成果較諸中國大陸可觀,足見臺灣的經濟快速成長早在清末時期就開始出現。這種成果,是台灣社會具備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有以致之。
 1895年台灣雖淪入日本的殖民統治,但卻也反而因此避開了當時中國的動亂,透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間接吸收了近代產業文明。使得台灣社會與中國大陸的社會差距更大。
 在跨入20世紀的門檻之前,台灣就開始幾項重要的基礎建設,例如1899年,台北自來水道工事已經竣工;同年,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台灣銀行,正式創立,奠定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
 甫進入20世紀之初,不僅代表衛生改善的下水道工程開始進行,後藤新平任民政長官任內,更完成了土地、林野、戶口的調查;度量衡以及貨幣的統一;對於郵政、電信、航運、港灣、鐵路、公路等交通事業,也加緊建設或擴充。長達405公里的縱貫鐵路於1908年4月全線通車;在大陸上的滿清政府尚未倒台的1911年,世界三大登山鐵道之一的阿里山登山鐵道也已經完工。固然我們知道日本在台的經營,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政策,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網路(亦即殖民地的剝削網路),必須從事各種交通運輸建設,但亦因而促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助長了十九世紀末葉已萌芽的全島一體的台灣意識。
 產業方面,20世紀的最初十年,六家新式的製糖會社也相繼成立,使製糖提昇為近代化的工業生產;工業發展用的電力,也在20世紀初開始開發,台灣首座水力發電所-台北深坑的龜山水力發電所於1903年開始興建,兩年後開始供電;台灣的財政,到了1904年以後,已經可以自力更生,無須再由日本本國中央補貼。
 總之,進入20世紀的台灣,開始脫胎換骨;經過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產生結構性的改變。更加拉開台海兩邊的差距。一般論者認為,戰前的台灣已經超前中國大陸約三、四十年。我們可以從以下的數據看出:
 以每人鐵路客運運輸量來看,1943年台灣為253延人公里,這個數字,中國在43年後還達不到(1986年只有240延人公里);以 平均每千人擁有的電話數來看,1941年台灣為每千人擁有5台,中國在42年後(1983)才達此標準;以 學齡兒童的就學率來看,1943年台灣為71.3%(山地更高達86.4%),中國在20年後才勉強達此標準;以平均每人用電量來看,1943台灣已達181.5度(是中國的233倍),中國在30年後才達此標準。[95] 從這些具體的數字來看,都可以印證台灣超前中國的印象。
 而以上的比較,還只是硬體的落差,至於文化和價值觀、生活習性、公民意識等軟體,就難以量化比較了。
 20世紀的前半期,台灣已經建立了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警察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體系、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
 其中尤以基礎教育的普及,影響至大。拋開「帝國臣民」的意識形態不論,20世紀起才開始出現普及全島的現代新式教育,確實讓台灣社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質變。除了識字率的提高之外,台人透過新式的現代教育,接受近代西方文明、基本科技,以及新的思想觀念,改變了舊有農業社會的體質,過去承繼傳統農業社會的陋習,如不衛生、不守時、不守信、無法治觀念等,也透過教育而有了相當的改善。因此,台灣社會逐漸從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邁向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96]
 如果拿司法來看,有兩個事例可以做為兩岸對照的參考:中國作家沈從文的自述中,有一段這樣的回憶─清末,他家鄉湖南的苗人被懷疑參加革命,為了區辨誰是革命份子,官衙要苗人擲筊,一仰一俯的「常卦」或兩杯筊都仰的「陽卦」,就無罪開釋;兩筊都俯得「陰卦」,便要砍頭處決。相隔才幾年後(1915年)的台灣發生噍吧口年事件,日本當局逮捕許多涉嫌人之後,有303人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而被起訴的被告在日本當局的臨時法庭當中,還有公設辯護人替他們辯護[97]。這兩個例子,也多少可以看出台、中兩邊的落差。如果再揆諸二二八事件時許多不經審判就隨意屠殺處決民眾的情形,更不知如何以道理計。
中國知識份子對兩岸落差的見證
 上述台、中兩社會的落差,如果再對照終戰前後許多中國大陸的作家、記者、學者來台參觀的遊記、報導,當更清晰:
 日本統治台灣的第40年,也就是1935年,中國社會黨的領袖江亢虎搭船從中國廈門來到基隆。上岸之後,他立刻感覺氣象一新。在遊記上面,他這樣寫著:
  「基隆全市人口不足十萬,而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98]
 遊歷台北市之後,江亢虎又這樣記述:
  「台北全市人口不過二十六萬,而市政修明,設備周到,街衢清潔,屋宇整齊,衣食住行充分無缺,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台灣同化之速,可驚亦可歎也。」[99]
 搭乘縱貫火車從北到南走一趟之後,江亢虎對於台灣的井然有序,讚嘆道:
  「沿途經過全島重要都市,山水風景,至足流連。每站皆有揭示牌,標明附近名勝及其路徑,并本站與上下兩站之距離里數,及當地海拔高度尺數。大站皆設飲食店雜貨店。其腳夫、汽車夫、人力車夫,均依官定價格,決無需索爭論之事。車站售票處、待車處、行李過磅處,雖極鬧忙,毫不擁擠,亦無遺失。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顏矣!」[100]
 在中國曾經創辦女學的江亢虎,特地安排參觀台灣的女子學校。他在參觀過台北的高等女子學校後,讚賞說:
  「台灣女子比日本女子身長略高,而體重較低,胸圍發育,亦以日本女子為優勝。余親見諸女生體操,四肢接甚發達,胸部臀部隆起,幾可與歐美女子抗衡,視中國內地閨秀,大不同矣!此非徒尚美觀,實民族強弱人種興亡一大問題也。」[101]
 除以上江亢虎的遊記之外,再舉其他中國的文化人的遊台觀感來觀察。二戰後來台的中國記者江慕雲,曾經報導說:
  「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102]
 上海出版的《亞洲世紀》的一位作者李秋生,也這樣說:
  「和內地比起來,台灣仍不失為一塊樂土,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比內地好,台胞的知識水準、守法精神,儉樸耐勞為旅台者所共見。」[103]
 著名的中國作家蕭乾,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前來到台灣遊歷。立刻感覺出台灣較諸中國的進步。蕭乾從上海到台灣,而後再到廣州,遊走三地的見聞與感受真是起伏不定。試看蕭乾的比較:
 「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
 蕭乾飛抵台灣,立刻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覺,他這樣感性地敘述:
  「當機翼斜過草山﹝按:後來改名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被信任著。」
 離開台灣之後,蕭乾接著去廣州,彷彿又跌入另一個境地。他不客氣地指陳:
  「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交。滿台灣看的是煙囪,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
 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
  「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躙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灣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類似這種對比式的言論,也出現在香港《青年知識》雜誌上面,署名史堅的作者,這樣比較道:
  「一八九五年日本的『接收』,台灣人所得到的,是殖民地的『法治』,可是一九四五年中國的『接收』,台灣人卻又得到『無法無天』的統治,他們覺得前者比後者還要好,最低限度,還有法律根據,不致無所適從。這也是另一個顯然的對照。」[104]
 台灣當時的進步,幾乎是當時所有來到台灣的中國知識份子所目睹。台灣哲學學者黃金穗主編的《新新》月報就指出:「由內地來的人士,無論公務員、軍人、報導記者,至於一個走水們,都齊聲獎許台灣地方交通、電氣、自來水等等的科學很發達。不但可怪的是內地的學者也有一樣言說,他們說台灣省有世界性的文化。」[105]
 無怪乎,當年跑去基隆碼頭迎接「祖國」軍隊的一位青年王志柔,在第一眼看到中國軍隊時,「無法置信眼前這些衣衫不整,穿著破草鞋,肩膀揹著大大小小的鍋子和破雨傘、破斗笠、像乞丐一樣走過來的『遊民』,竟然是打勝仗的國軍,第一眼的壞印象持續加深,接下來的日子使大家對國軍的作為更加的失望」。王志柔說:「他們似乎是來自我們無法理解的落後世界一般。」[106]一語道出當時兩地文化經濟各方面顯著的差異。
 這個較中國社會進步卅年的台灣,在終戰後雖然滿懷期待迎接心中的祖國,殊不知「祖國」已經落後卅年。此時的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雙方落差太大、體質不同、隔閡太深,彼此適應不良,終而引爆二二八事件。從表面上看,二二八事件是族群間的衝突,但若再加以深究,其背後是不同社會文化之間所產生的衝突與失調。
五、事件後族群問題有無解決?
 了解前述「族群問題的背後,實際是兩個社會的文化差異的問題」之後,我們還是要回來審視族群的問題是否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獲得改善。
 二二八事件引爆的18天之後(3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奉命抵台「宣撫」。佈告南京中央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原則。其中與族群問題有關的部分,有:「…在縣市長未舉行民選前,由省府委員會依法任用,並盡量選用本省人士」、「省府委員及各廳處長以盡先選用本省人士為原則」、「政府或其他事業機關中之職員,凡同一職務或官階者,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員,其待遇應一律平等」。這些原則,在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裡面只是基本常識,台灣卻要經過一場動盪,犧牲無數生命,才獲得一點恩賜式的口頭許諾。
 4月22日,南京當局的行政院終於決議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為台灣省政府,29日並通過台灣省府委員人選,在14名省府委員名單中,台籍人士佔有7人,他們是林獻堂、杜聰明、劉兼善、南志信、丘念臺、游彌堅、陳啟清。[107]犧牲了那麼多的生命、財產,釀成偌大的衝突,台灣人方能在省府委員的人選中勉強爭取到恰好半數的人選,這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所獲得的一點實惠。
 但是,二二八事件前存在的族群問題,以及事件中產生的衝突,以及遭遇中國軍血腥的屠殺,卻為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台灣社會畫下更大的族群之間的鴻溝。這個鴻溝,原本有待於開明與理性的政策與制度來彌補。
 然而,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在中國大陸上的國民黨政府面對共產革命而全面潰敗,中央政府撤退到台灣。使得原本亟待解決的族群問題,非但無法解決,反而持續發酵。誠如一位歷經兩個政權的公務員張聯欣所說的:「此事件﹝指二二八事件﹞的陰影及之後長達38年戒嚴時期及白色恐怖,使台灣人將恐怖、痛苦及憤怒深藏心底,被迫於政治上做沉默的一群,其結果更加深台灣人與外省人的對立與省籍矛盾。」[108]
 自五○年代以後,族群的問題仍然存在著以下的現象:
 大陸人仍然壟斷重要政治權位和資源:國民黨政府的各機關要職,仍以大陸人為主導,位居要津。蔣介石時代的內閣之中,只有兩名台籍人士(連震東、蔡培火);台灣省主席清一色是大陸人;即使到了七○年代中期,全台北市64個警察派出所,只有3名台籍主管[109];各中學的校長當然也以外省人為主。更不合情理的是,連高普考也論省籍,直到七○年代,高普考仍採「分區定額錄取」的方式,以致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錄取比例曾經產生 186:1 的強烈差異。[110]這些明顯的族群歧視政策與措施,影響族群的和諧。但因處於軍事戒嚴之下,一般台籍大眾的不滿的情緒無法言宣。
 語言的歧視變本加厲:對台灣的本土語言文化,也極盡摧殘破壞之能事。
 學校裡面不許台灣子弟說母語、 不讓台灣子弟知道台灣歷史。1975年1月原住民的泰雅語聖經遭國民黨治安人員公開沒收,繼而台語聖經也遭沒收。
 長期的族群隔離政策:在短期間移入台灣的大陸人,儼然成為一大族群,再加上眷區眷村等族群隔離政策的施行,使得自二二八事件以後無法一時彌補的族群間的矛盾,延續相當長的時間才逐漸淡化。
 然而,50年代以降的族群歧視現象,不能單純地視為二二八事件的後遺症,而是台灣政治大環境的改變有以致之。那就是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全面撤入台灣,在台灣維繫其流亡政權所致。如果用學者ronald weitzer所謂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的理論,當可明瞭 。
 根據ronald weitzer在其所著《遷佔者國家的轉型》(“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 communal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northen ireland and zimbabwe”)一書中指出:「遷佔者國家」是「由支配原始居民的新移民所建立的國家」,「遷佔者所建立起的政治系統,對於原來遷出的母國,或是實際上,或是法理上,均已經獨立;這個系統的目的是為了保有遷佔者的政治優勢地位。」[111] 遷佔者國家和傳統殖民國家的不同之一,在於遷佔者已經自母國分離,不得不作長久停留的打算。自1949年底以後,國民黨政權撤出其原鄉母土,播遷入台,建立其統治地位,應該完全符合「遷佔者政權」的意義。「遷佔者政權」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設計的國家架構,是以全中國為標準。儘管國民黨政府早已退出中國母土,但在國家認同上,卻仍以其母土作為認同的指標。整套教育內容,及價值體系,是以大中國為座標來思考,灌輸人民對其故國山河的感情,以及對領袖的效忠,而不是對台灣歷史的了解,當然也沒有現代國家意識的培養。雖然帶入一部規定有自由?民權內容的憲法,可是卻以「動員戡亂」的名目,凍結憲法有關自由?民權的內容。在其「戡亂體制」下,蔣介石權力甚大,國會則不需改選,由大陸來台的第一屆民意代表繼續充當立委?監委及國大,一切等「反攻大陸」之後再說。
 上述的遷佔者政權的出現,必然導致「遷佔者」與原是居民之間產生的族群矛盾。這個問題的討論,就不再是本論文應該繼續深究的範圍了。
六、結論
 資深媒體人林朝億曾經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課題與現實政治課題加以對話,而提出這樣的評論:「族群因素,特別是兩大族群對於一場戰爭,與這個悲劇的解釋與衝突,還在台灣上空糾纏不已。也就是,1945年後來的新住民及之前的舊住民對於中日戰爭/太平洋戰役的歷史經驗差距,以及228事件後的解釋,產生了很大的落差,甚至對立,影響了戰後近60年的政治、文化發展。」「解決衝突的作法,不是去否定衝突的原因。而是應該要去建立兩個對立者的主體性與溝通/衝突方式。斷然地否定某一個因素,不是事件的發生原因,常常會有不可預料的後果。」[112]以上出自媒體工作者的警語,頗直得歷史研究者參考。
 誠然,族群問題至今仍有其敏感性,因此,有些人拋不開族群情結,或者懷抱不該有的族群「原罪」、有些人則為了族群和諧的善良動機,於是不願意面對二二八事件之前所存在的族群問題,也無視於二二八事件中出現的族群衝突與對立,而否定族群問題對二二八事件的影響。由於當時的統治階層屬於外省族群,因此,將二二八事件的成因單純解釋為「官逼民反」「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似乎言之成理。但是如此解釋,顯然將歷史單純化了。被單純化的歷史,對於今人的教育意義就失色許多。如果二二八事件只是單純的「官逼民反」「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如何解釋「中國旅行社」的「中國」二字被憤怒的民眾打掉?如何解釋各地外省人被許多憤怒的台灣民眾不分青紅皂白地毆打?而這些不理性的行為,又何嘗不是因為終戰後滿懷期待的台灣人所面臨的卻是─「外省人壟斷權位、外省官吏貪污腐敗、語言受歧視、待遇不平等、外省軍隊欺民擾民」的遭遇?這些都是典型的族群矛盾與對立。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本質,絕對有「官逼民反」、「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的性質,但也絕對有族群歧視與對立的性質,這些都無須否認。但是在這些現象的背後,還有更重要而必須深究者,那就是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體質差異與文化接觸之後的適應失調。這也是本文在正視族群問題對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之後,所進一步要提出的結論。誠如已故台灣史學者林衡道曾引述一位友人對二二八事件的評語所說的:「那是已經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所產生的悲劇。」[113]
 以下這幅漫畫,或許可以表達前述的概念。在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月後,上海出版的《時與文》週刊登出這張漫畫(作者張文元),漫畫的題目叫做「勝利之『果』」[114]。一大一小的兩顆蘋果,品質不同,台灣這顆新鮮的小蘋果,被旁邊偌大的爛蘋果的爛蟲蠹蝕了。這張漫畫可以說將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一筆畫破」了。這張漫畫,顯示的不只是族群的問題,不只是「官逼民反」的問題,更是兩個社會的差異問題,這才是問題的根本。
 二二八事件顯然又深化族群之間的糾葛。二二八事件之後,族群的糾葛來不及獲得紓解,卻又因為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的全面潰敗,撤退入台,使得台灣成為一個以外來統治集團為主體的所謂「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因此遷佔者與原始居民之間產生的族群矛盾,也就成為政治結構上的必然。但是這樣的族群問題,就不是單單二二八事件造成的。
[1]吳乃德,〈我們的共同二二八〉,中國時報,2006.2.27
[2] 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頁413。
[3] 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153。
[4] 吳濁流,《台灣連翹》,頁153-154。
[5] 吳新榮,《震瀛隨想錄》(台南:著者印行,1966),頁28。
[6] 張七郎書法帖,張玉嬋藏。
[7] 林茂生,〈喜賦〉,載《前鋒》雜誌,台北,1945.10.25。
[8] 不過,受過日本皇民化教育較深的青少年,對於日本投降的反應,與年長一輩顯然有異。年少者對於日本的投降的反應是「訝異」「難以置信」;但是卻又因為撿回一命而慶幸,心情相當矛盾。詳見李筱峰,〈從回憶錄見證台灣人的戰時經驗(1937-1945)〉,2004.10.26.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學術研討會論文。
[9] 葉明勳,〈驚濤歷盡看台灣〉,載《中國時報》,台北,1992.10.5。
[10] 詳見《台灣新生報》,台北,1946.5.3。
[11] 《民報》,台北,1946.11.8。
[12] 《民報》,台北,1946.11.8。
[13] 《民報》,台北,1946.11.15。
[14] 何漢文,<台灣同胞不滿現實的原因>,載江慕雲編,《為台灣說話》(上海:三五記者聯誼會,1947),頁174。
[15] 梁辛仁,〈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民變的分析〉,載《新聞天地》月刊第22 期(上海:1947.4.1)。
[16] 梁辛仁,〈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民變的分析〉。
[17]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南京:中國新聞出版部,1947)。
[18]馮叔琢,〈悲憤寫台灣〉,載《新華日報》,重慶:1946年11月14日。
[19]見《民報》,台北,1946.7.6。
[20]《台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特輯》(台北:台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印,1946.12.),頁65。
[21]詳見《民報》,台北,1946.1.31。
[22]《民報》,台北,1946.9.16。
[23]〈掃除封建作風〉,《民報》,台北,1947.1.16. 社論。
[24] 梁辛仁,〈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民變的分析〉。
[25]史堅,〈台灣的災難〉,載《青年知識》20期,香港,1947.3.16。
[26]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
[27]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178。?嫌咡??t
[28] 台視新聞部,《二二八事件四十五週年專輯特別報導》,1992年2月。
[29] 1944年5月10日陳儀致陳立夫函。
[30]詳見《台灣新生報》,台北,1946.5.3。
[31]謝麗君,《戰後台灣語言政策之政治分析》,1998,台大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32]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45-50。
[33]詳見鄭梓,《本土菁英與議會政治─台灣省參議會史研究》(1985,著者印行),頁32─35。
[34]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印,《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1947年。
[35]王白淵,〈告外省人諸公〉,載《政經報》二卷二期,台北,1946.5.25。
[36]〈可怕的心理破壞〉,載《民報》,台北,1947.2.19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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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李天祿,《戲夢人生》(台北:遠流出版社,1991年),p118。
[39]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0年10月4日,〈台北市早期選舉及選務史座談會紀錄〉,載《台北文獻》直字135期,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年3月。
[40]李碧鏘關於二二八的回憶,收錄於張炎憲、李筱峰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台北板橋:稻鄉出版社,1989)頁240。
[41]陳榮弓巨口述,柯枚如整理,〈百姓怒火一點即燃〉,載《自由時報》,台北,1991.6.3. 4版。
[42]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載《中華雜誌》25期,台北,1987。
[43]張拓蕪,〈我走過那一段歲月─二二八事件的回憶〉,載《大成報》,台北,1990.11.21副刊。
[44]〈要預防年底的危機,《民報》1946.10.28社論。
[45]〈我們對台灣的意見〉,載《大公報》,上海,1946.5.31。
[46]丘念台,〈追懷獻堂先生〉,載《林獻堂紀念集》卷三追思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影印本),頁504。
[47]沛人,〈再談台灣事件〉,載《中央日報》,南京,1947.3.11,第6版。
[48]黎保,〈台灣的隱憂〉,載《民主周刊》第6期,北平,1946年3月18日。
[49]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
[50]張聯欣口述,蕭富隆採訪,楊惠仙紀錄,〈張聯欣:從殖產局到農林處〉,收錄於蕭富隆編,《走過兩個時代的公務員》(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53。
[51]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
[52]王思翔,《台灣二月革命記》(原書名《台變目擊記》) 上海,動力社,1950年2月。
[53]是非生,〈新論理的爭辯〉,載《台灣文化》二卷二期,台北,1947.2.5。
[54]詳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頁452。
[55]梁辛仁,〈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民變的分析〉。
[56]唐賢龍在《台灣事變內幕記》。
[57]史堅,〈台灣的災難〉。
[58]史堅,〈台灣的災難〉。
[59]吳濁流,《無花果》,頁214。
[60]鍾理和1947年2月28日記,參行政院文建會鍾理和數位博物館。http://km.cca.gov.tw/zhonglihe/home.asp
[61]王康,〈二二八事變親歷記〉,載《加州論壇報》,洛杉磯,1982.3.7。
[62]朱文伯,《七十回憶》(台北:民主潮社,1973), 頁131-143。
[63]曾重郎,〈終身難忘的情誼─懷念辛志平校長間億二二八〉,原載《台灣與世界》。轉引自《遠望》雜誌,台北,1988年3月號。
[64]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收錄於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台北:稻香,1991),頁400。
[65]丘念台,《嶺海微飆》(後改書名《我的奮鬥史》)(台北:中華日報,1962),頁283。
[66]〈苗栗糖廠電呈該廠外省籍員工被毆與損失情形〉,簡笙簧主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五)》(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73-74。
[67]楊逵口述,王麗華訪問整理,載《文學界》第14集,高雄,1985年5月。
[68]張煦本,《記者生涯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2),頁121。
[69]楊彥騏,〈走尋虎尾二二八〉,2004/3/3 “疼惜咱的土地”http://www.oceantaiwan.com/land/index.html
[70]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台灣長老教會發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186。
[71]楊金虎,《楊金虎回憶錄》(高雄:著者印行,1967),頁61。
[72]楊亮功,<「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載蔣永敬、李雲漢、許師慎編,《楊亮功先生年譜》(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頁340。
[73]根據閩台監察史楊亮功的記述,他在3月10日探視各醫院的傷患時發現「內地人多為棒傷,本省人多為槍傷」。棒傷造成的傷害,顯然不及槍傷之嚴重。3月初各地的騷動紛起,軍憲員警開槍鎮壓,各地死傷頻傳。及至3月8日下午之後,國府軍隊抵台展開的「綏靖」,台人死傷人數就難以估計了。
[74]黃朝琴,《我的回憶》(台北:黃陳印蓮出版1981),頁234。
[75]詳見《台灣新生報》,1947.3.7.。
[76]韓石泉,《六十回憶錄》(台南:著者印行,1956),頁81。
[77]曾器,〈回到四十年前〉,載《大成報》,台北,1990.4.12副刊。
[78]曾重郎,〈終身難忘的情誼─懷念辛志平校長間億二二八〉。
[79]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台灣長老教會發展史》,頁187。
[80]沈義人著,林美莉編,《二二八和平使者─沈義人回憶錄》(台南:著者出版,1996),頁32。
[81]洪文慶,《雞婆伯故事集錦》(台北中和:著者自印,1998),頁122。
[82]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117。
[83]何聘如,〈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原載於《文史資料選緝》第18輯,轉引自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輯》(台北板橋:稻鄉出版社,1991)。
[84]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台灣長老教會發展史》,頁188 -189。
[85] 張聯欣口述,蕭富隆採訪,楊惠仙紀錄,〈張聯欣:從殖產局到農林處〉,收錄於蕭富隆編,《走過兩個時代的公務員》,南投,,2006`,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86]《前鋒》雜誌十六期,1947.4.20,台北。
[87]鍾理和1947年2月28日記,參行政院文建會鍾理和數位博物館。
[88] 何聘如,〈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
[89]〈楊金海對二二八的回憶—審判屠夫彭孟緝〉,《台灣日報》,台中,2005.3.5。
[90]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0年10月4日,〈台北市早期選舉及選務史座談會紀錄〉,載《台北文獻》直字135期,2001年3月,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91] 詳見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精英》(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0)。
[92]沛人,〈再談台灣事件〉。
[93]詳參黃富三,〈陸海文化衝擊下的台灣歷史〉,《大陸政策往何處去?》公共政策研討會論文,廿一世紀基金會?時報文教基金會主辦,1988.12.29。
[94]詳參林滿紅,〈貿易與清末臺灣的經濟社會變遷,1860-1895〉,載《食貨月刊》復刊卷9期,1979年7月。
[95]詳參戚嘉林,《台灣史》下冊(台北:著者自印,1991), 頁1123-1125。
[96]吳文星,〈第五篇日治時代 第十四章社會變遷〉,張勝彥、吳文星等編著《台灣開發史》(台北蘆洲:國立空中大學,1996),頁262。
[97]詳見《台灣日日新報》,台北,1915.8.28。
[98]江亢虎,《台游追紀》(上海:中華書局,1935),頁7。
[99]江亢虎,《台游追紀》頁15。
[100]江亢虎,《台游追紀》頁46-47。
[101]江亢虎,《台游追紀》頁23。
[102]江慕雲,《為台灣說話》(上海:二五記者聯誼會印行,1948),頁13。
[103]李秋生,〈台灣問題的癥結〉,載《亞洲世紀》第2卷第2期,上海,1948.8.10.。
[104]史堅,〈台灣的災難〉。
[105]〈卷頭語〉,《新新》月報第3期,台北,1946.3.20。
[106]王志柔口述,張希帆採訪整理,未刊稿,2007。
[107]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1986),頁226。
[108]張聯欣口述,蕭富隆採訪,楊惠仙紀錄,〈張聯欣:從殖產局到農林處〉。
[109]見康寧祥,《問政三年》(台北:著者印行,1975),頁18。
[110]見姚嘉文,《護法與變法》(台北:長橋出版社,1978),頁23。
[111]有關ronald weitzer 的《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 communal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northen ireland and zimbabwe》(《遷佔者國家的轉型》)一書,台灣學者張茂桂有專文介紹。
[112] 林朝億,〈把228事件發生原因去族群化,道德嗎?〉http://www.socialforce.tw/blog/blog_notes.php?uid=677
[113]見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林衡道,<二二八事變得回憶>,載《口述歷史》第二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2.1。
[114]《時與文》週刊,上海,1947.3.。
○〔資料來源:李筱峰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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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二二八
只有定罪元凶,才有原諒寬恕
作者:鄭思捷
 在每年的二二八,台灣人都會有各種形式的紀念會。在這些紀念會裡,我們也一定會強調,「不能忘記,但可以原諒。」可是,我們有沒有思考過,什麼我們不能忘記?誰我們可以原諒?
 六十年過去了,我們還在強調,「寬恕」、「愛」、「和諧」;我們還在要求,追查真相。但是,我們有沒有思考過,在沒有真相之前,我們要寬恕什麼人?什麼事?我們有沒有思考過,在沒有正義(justice)之前,我們要「愛」什麼?在沒有「平等」之前,我們如何「和諧」?我們有沒有思考過,追查二二八的真相是 什麼人的責任?
 我們不能忘記,二二八發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台灣人的文化和中國人的不同。台灣人的主要價值觀念(core values)和中國人的不同。台灣人不能忘記,二二八是台灣人民的「民主」理念,無知地期望「一個中國」封建政府的慘痛後果。
 我們不能忘記,當時被中華民國政府押去遊街示眾,當場槍斃的並不是反政府的人士,而是挺身出來勸台灣人不要拿「雞蛋打石頭」,大家要忍耐的和平人士。
 我們不能忘記,當時許多台灣人的精英,基於民主的理念,都認為他們並沒有作錯事,沒有逃亡的必要。許多年青無辜的學生,無緣無故地被殺害。中華民國政府都是以「叛國」罪名,不經審判,就把他們槍斃。人民沒有申訴的機會。我們不能忘記,台北車站每天都貼有被槍斃的名單。
 我們不可以忘記,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維護台灣人民的權益;它剝奪這些台灣人民的財產生命。在二二八,台灣人民要求的是自治,並沒有反叛政府。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卻以「叛國罪」加諸於這些台灣人。
 我們不可以忘記,中華民國的軍隊一上陸,對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民,不分皂白,射殺。基隆海上填滿了被鐵絲穿過手掌,連在一齊的年青人浮屍。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的軍隊毫無威脅。這些殺害台灣人民的中華民國軍人連自衛的藉口都沒有。台灣人民從來沒經歷過這樣無法無天的軍人。台灣人民也從來沒經歷過這樣不保護自己人民的政府。
 我們不可以忘記,在二二八的慘痛事件中,除了以蔣中正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封建殘酷罪行,是不是還有一些「台奸」的共謀者?這些台灣人為了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重用作大官,而提拱台灣人精英的名單。這些「台奸」都當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大官,也和所有二二八元凶一樣,享盡榮耀與富貴。
 我們不可以忘記,在二二八事件後,中華民國政府繼續收集名單。根據讀書會、合唱團等各種名單,中華民國政府把熱愛音樂、追求知識的可愛年輕人,不經審判,不經偵查,對這些二十歲不到的青年人,以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反判的罪名,格殺勿論。
 這些愛好音樂的合唱團的兄弟姊妹,真的會唱出滅亡中華民國的「馬塞曲」?我們不可以忘記,他們美妙令人陶冶和諧的琴聲和歌聲,換來的卻是一聲聲的槍彈聲。這些追求智識,讀書會的兄弟姊妹,真的會寫出滅亡中華民國的「獨立宣言」?我們不可以忘記,他們為了社會的正義和進步,純真的呼喚,換來的是令人悲痛流淚的遺囑。
 讓我們大家好好地來思考一下。在這個世界上,有那一個政府,曾經這樣殘忍地對自己的人民,年輕可愛、純情無邪的愛好音樂,追求智識的,親得像是我們自己的兄弟姊妹,一個接一個地拿去槍斃?
 台灣人啊!我們是不是要好好地想一下,這些我們的兄弟姊妹當時他們連投票、喝酒的年齡都不到,就被以威脅國家安全的罪名拿去槍斃。我們不可以忘記,這些二十歲不到的年輕台灣人的兄弟姊妹,當他們一個一個先後被拿去槍斃的時候,他們所想到的只有愛,沒有恨。他們沒有反抗,他們沒有哀求。他們只想到,讓還能多活幾天的兄弟姊妹少痛苦一天。他們把只剩下的內衣留下當風扇。這樣有愛心的人,卻被當作「禍國」者,誰會相信?這是什麼樣的國?這是什麼樣的政府?
 我們不可以忘記,在二二八事件中和事後,發生了許多感人的愛的故事。我們是不是應該好好想一下,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不是因為台灣人沒有愛?為什麼在紀念二二八的時候,我們要一再地提醒我們要有愛?為什麼?在紀念二二八的時候,台灣人應該要一再地提醒我們自己,我們沒有的是「正義」。
 在沒有追究二二八的罪魁、白色恐怖的元凶之前,台灣人沒有資格要原諒人。我們沒有聽說過,猶太人要原諒希特勒。但是,我們可以原諒中華民國的軍人,因為他們當時是奉命行事。我們可以原諒,那些提供台灣人精英的名單給中華民國政府的「台奸」。因為,在喬治、柯爾(george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裡,對名單有另一種說法。這個名單是中華民 國政府為了重用台灣人的精英而要台灣人向政府推薦的。這份名單是「台奸」為了作大官,陷害自己人的罪行?還是他們中了中華民國政府的陰謀詭詐?
 在二二八的罪魁、白色恐怖的元凶還沒有被定罪之前,在中華民國政府還沒有對二二八認罪、悔意之前,台灣人沒有寬恕人的權利。只有在二二八的罪首和白色恐怖的元凶,在歷史上被定位,這些二二八、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受害者才能得到平反。我們才有正義。
 追查二二八的真相是,台灣知識份子的責任。我們不能期待中華民國政府自動公佈真相。台灣人民一定要堅持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公開所有有關二二八的文獻,不得消毀。猶太人不會依賴德國政府追查德國納粹大屠殺。
 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二二八不是省籍的衝突。二二八是,有民主觀念的台灣人民和中國封建的中華民國政府的衝突。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二二八不是族群的問題。二二八是台灣人民的自治政治訴求,被中華民國政府當作叛逆的問題。二二八不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互相仇恨的問題。二二八不是愛與恨的問題;它是政府不信任人民的問題。二二八不是族群不合諧的問題。二二八是中華民國以政府的體制迫害台灣人民的問題。二二八不是台灣人民暴動的問題;二二八是中華民國政府沒有維護人民權益的問題。
 美國的「波斯頓大屠殺(boston massacre)」當場死了四個人,還有數人受傷。但是,美國 人在六年後發佈「獨立宣言」,再過七年,美國獨立成功。猶太人在受到德國納粹的大屠殺後,成立了以色列的國家。以色列人到世界各角落追捕,德國納粹的大屠殺的行犯者。亞美尼亞人(armenian)經過土耳其的大屠殺後,更為團結。 但是,看看我們台灣人,在經過二二八大屠殺後,仍然看不清真相,不知道建國,只圍繞在族群,愛與恨的層面。台灣人卻為了中華民國政府的賠償而分裂。台灣人只會抗議,賠償的不平等。我們似乎己經不再在乎我們有沒有得到正義的賠償。
 我們仍然擁護屠殺我們兄弟姊妹的中華民國政府。台灣人的中華民國總統繼續向二二八的元凶敬拜,向白色恐怖的罪首感恩。讚頌二二八大屠手彭孟輯的台灣總統李登輝,對二二八家屬的道歉又有什麼意義?
 在二二八大屠殺的行犯者,在台灣,在美國享盡了一生的榮耀與富貴下,台灣人在每年的二二八週年紀念會裡,還一再地強調,我們「不可忘記;但是可以原諒。」我們要有愛心,我們要寬恕。這是沒有正義,容忍罪惡。
 在二二八的六十年後,台灣的領導者的「戒急用忍」和」中間路線「政策,耽誤了獨立建國。台灣將來的領導者,謝長廷的」和解共生「的政策,將把台灣帶入」共亡「的前途。台灣將來的領導者,蘇貞昌的」歷史共業「的認識,是認同接受中華民國的體制。在二二八的六十年後,台灣人失去了他的語言,台灣人的文化被染烏了,台灣人的價值觀和中國人的接近了。
 如果台灣人經過二二八這麼慘重的教訓,六十年來還不能覺醒獨立建國,再過六十年,台灣人還是只能以「愛」、「寬恕」的空洞口號來紀念二二八。如果台灣人經過二二八這麼慘重的教訓,六十年來還不能培養獨立的精神,堅信建國的理念,只相信時間對我們有利,獨立慢慢來,再過六十年,台灣人還是只能繼續要求,我們要追究真相。
 六十年來台灣人變了!二二八時候的台灣人,再窮也是,「不該拿的就不會拿」。現在的台灣人變為「不拿白不拿」。二二八時候的台灣人,愛台灣,為台灣人爭取自治、人權,為台灣犧牲生命。現在的台灣人變為,錢是生命。為了賺錢,我們可以反台獨。在「不拿白不拿」的文化下,台灣人可以變賣神聖的一票,不顧台灣的將來。
 台灣人必須認識清楚,只有台灣獨立,台灣人自己建國,我們才有能力追究二二八的真相,我們才能定罪二二八的罪首,白色恐怖的元凶。我們才有機會原諒,寬恕他們。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louispound
發表日期: 2007/3/2 下午 05:43:25  IP: X.X.116.45

岳飛、金兀朮後人 舉杯泯恩仇
更新日期:2007/03/01 07:40 記者: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曾經是生死對頭的宋朝岳飛和金兀朮,八百多年後,他們的後人拋棄歷史恩怨,握手言歡。
本月二十三日上午,金兀朮的後人、家住汝州市紙坊鄉完莊村的完顏本玉等六人,和岳飛後人、全國岳飛思想研究會副會長,家住平頂山衛東區北環路街道下牛村的岳玉頂,及住在北渡鎮的該會秘書長岳建民等人,相聚在河南平頂山市一家酒店,兩家人共舉酒杯,一笑泯恩仇。
大河網報導,北渡鎮與紙坊鄉距離僅七、八十公里,岳、金兩家後代是否知道「仇人」近在咫尺?金兀朮第二十七代世孫完顏聚山等人說:「從來不知道。」岳氏後人也表示,沒聽祖上有人說過。
據報導,岳姓祖譜記載,北渡鎮的岳姓是岳飛第三子岳霖的後代,其徙路線為河南湯陰—山西洪洞—河南新鄭—河南平頂山北渡鎮。
住在北渡鎮北渡村的岳銀端,是岳飛第二十八代世孫。他表示,西元一五九七年,岳飛十四世孫岳經、岳綸二兄弟,由新鄭遷居北渡鎮。四百多年來,北渡岳氏一部分先後遷居周邊的四十多個村莊,至今北渡仍有岳氏三千多人。從岳經、岳綸二兄弟起,岳氏後裔在北渡已傳了十九代。
如今,在北渡村西南部還存有清乾隆時期建立的岳氏家廟,現存大殿三間,一九九四年岳氏族人修葺,將其改名為「岳飛紀念館」。每逢岳飛誕辰日,北渡周圍四十多個村莊的岳氏後裔匯集北渡,舉行祭祀活動。
據史料記載,金兀朮於一四四○年率軍南下,渡黃河時恰逢河水結冰而順利渡過,以為有神助,便許願為神重建廟宇,再塑金身。
金兀朮到汝州後,便在留王店、即現在的完莊南面修建北岳行宮,家屬安置在此,後人遂在此繁衍生息。
完顏本玉表示,祖輩的恩怨是在特定歷條件下產生的,現在都成歷史了,相信兩家會成為好朋友。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3/4 下午 09:18:56  IP: X.X.103.221

誰是228事件的元兇?
2007/02/28 00:31
張福淙
在228事件屆滿60週年的前夕,由於藍綠政客為一已之私,都拿228事件發生的原因大肆炒作,被依貪污起訴卻仍想代表國民黨選總統的馬英九說是官逼民反;民進黨執政高層及立委痛則批蔣介石是荼害生靈的元兇,說要廢中正廟、遷蔣墓;而中研院研究228的的朱姓學者卻指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日本,並且批評馬英九鄉愿的態度,是讓族群對立惡化的最大幫兇。228事件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且看吾人持平看法。
六十年前台灣重回中國版圖,島民奔相走告、歡欣鼓舞、熱烈慶祝,詎料來台接收之官員及部隊素質低劣、紀律敗壞,加上對台人心懷岐視、語言不通,磨擦時起、衝突日增,大稻埕查緝私煙不當,緝私員在被包圍的情況下,開槍誤傷圍觀民眾,引發早已不滿外省人之台民遷怒而毒打外省人洩恨,竟釀成星火燎遠之二二八事件。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派兵來台鎮壓,竟以牙還牙放任官兵肆無忌憚地屠殺台籍菁英,其後更厲行戒嚴高壓統治幾十年,殘害異議份子,致逼使漏網之菁英份子或逃亡海外或隱入市井,卻有志一同鼓吹台獨,意圖推翻蔣介石集團之國民黨政權,讓台灣人出頭天,自己當家作主,不再受外來政權統治。
228事件之遠因為接管台灣之官兵貪瀆無能、岐視台民,造成人心不滿,加上經濟蕭條、生活困苦,使民心思變。當時之台灣行政公署長官陳儀在事發後又處置不當,失信於民,亦不排除有流氓藉機滋事、興風作浪,遂一發而不可收拾。
持平而論,228事件是一個偶發的衝突事件;但身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用人不當、御下無能、治軍不嚴殆為事發主因,事發後竟放任軍隊屠殺無辜民眾,有計畫剷除台人菁英,其後更厲行戒嚴高壓統治幾十年,殘害異議份子,捕殺思想犯、製造假匪諜,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彼梟焉能不為228事件之元兇極惡?
民間史學學者武之璋表批評馬英九228事件是「官逼民反」說,是「非常虛假、非常鄉愿、非常沒有勇氣的,馬英九的整個態度,是讓228整個情形惡化。」,祇說對了一半;馬英九不敢直批蔣介石,反而為蔣梟開脫,說罵蔣是228元兇無助解決問題,且常常去慈湖拜祭,看在吾人眼裡根本是認賊作父、顛倒是非的渾人一個!馬英九不瞭解台人仇蔣反老k的心理,怎能妄想當台灣領導人?
為了彌平228事件的傷痕,吾人贊同廢蔣廟、拆銅像、遷蔣墓,更主張解散國民黨,清算其黨產充公,另組其他名稱之政黨,馬英九不必為228道歉,而是要誠心誠意地體認台人的傷痛,公開承認蔣家父子是228元兇,與蔣家及老k劃清界限,有種就獨立參選。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3/6 上午 10:35:15  IP: X.X.36.194

隨想──從二二八到統獨
2007/03/05 00:10
小君
俾斯麥曾說:「愚人說他們從經驗中學習,我卻寧願利用別人的經驗」,這句話反應出學習歷史的重要性,為避免悲劇重演,我們必須記取歷史悲劇的教訓,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者大致會認同這點:「我們無法研究偵測不到的東西」;對於有心想研究戰略的人,或許他會挑本《三國志》來細讀而不會選擇《三國演義》,因為我們無法從虛假的歷史中學習到任何教訓,若我們真想從歷史中學習到一點什麼,「歷史真相」絕對是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許多二二八的討論,往往從1947年2月27日傍晚,台北分局緝私員查緝私煙的事件開始,但若要真正地全面的瞭解二二八,應該是從1945年10月25日所謂的台灣光復開始,然而這一段歷史卻往往被忽略;「台灣光復」時大多數台灣人民是抱持著歡欣鼓舞的心情,準備迎接「祖國」的接收,然而新來的「祖國」首先給台灣人民立即的感受,卻是對台灣人的種種歧視,「政治上的全面壟斷、特權橫行、貪污腐敗」,同時經濟獨佔,公營事業無限擴張,「當時全台人口600萬,失業人口有40萬∼80萬」,「台北市零售米價在國民黨接收的一年後,漲了400多倍」,在社會安全上「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加上「賊仔兵」的種種惡劣行徑,使得衝突一觸即發,因此,社會的劇烈矛盾才是造成二二八的主因,林江邁不過是導火線而已,這樣的社會矛盾是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種種劣跡所造成,許多人將二二八視為緝私員因執行勤務不當所造成偶發事件,實在是過度簡化與窄化二二八。
從歷史中學習教訓,首先就要真誠地面對歷史,國民黨為何不反省,當指責民進黨將二二八當作操弄選舉的法寶時,不也表示社會依舊有龐大的一群二二八受害者家屬,他們對於國民黨處理二二八的態度仍舊不滿意,他們對於二二八的真相仍然耿耿於懷,若不反省檢討自身處理上的缺失,只一味要求受害者忘掉過去,甚至若受害者不肯原諒,還指責他們活在過去、活在仇恨;以近乎聖人的標準要求受害人,而以無賴等級的標準要求自己,也難怪國民黨的聲望江河日下。
「二二八是外省人的原罪」,這句話說的很沈重,二二八開始解禁並能公開討論也不過近十餘年的事情,當時因省籍而被歧視的本省人又是「什麼罪」?60多年來外省人在教育上、經濟上、社會福利上、政治參與上都享有遠高於台灣本省人的特權與優勢,這樣的特權與優勢甚至在目前也還相當程度地存在並影響著台灣的社會結構,同時,國民黨也仍舊積極捍衛並擴大這些早已享有,並且高於其他弱勢族群而不成比例的福利,高達一兆五千億元的眷村改建條例修正草案,這一分一毫都是人民的血汗錢,當過年期間有一家八口人只能以泡麵當年夜飯,當他們的貧寒補助尚未下來時,卻還有許多特權族群心安理得地享用了過多的國家福利,而他們也正「正義凜然」地阻擋別人取走他們不需要的福利,而且貪婪地想要更多,對於早已過度傾斜的天平,當我們想要取回一絲絲的平衡,這又是什麼樣的罪呢?
關於二二八其實可以從兩方面觀察,第一方面,民進黨是否刻意將二二八的討論導向族群的衝突?當民進黨說要還原二二八真相時並未指涉外省朋友,然而國民黨卻指責這是炒作族群衝突,是製造對立!民進黨訴求的對象是國民黨,除非國民黨等同於外省族群,否則何來族群衝突?因此,至少目前民進黨的台面上的大人物們尚看不到有誰將二二八的原罪加諸於外省朋友身上,相反的,反倒是國民黨每提到二二八,必然聯想、聯結到族群衝突,並將責任推給民進黨,某個角度上,民進黨有些冤枉。
第二方面,為何「二二八是外省人的原罪」?原因在於受害者不知道真正的加害人是誰,唯一知道的就是那些「兇手」是外省人,這也是為何還原二二八真相是如此重要──讓真正的兇手承擔起他們應當的責任,讓無辜者卸下肩頭的重擔;不斷抵制二二八的真相,不斷污衊二二八的討論,不斷捍衛那些特權福利;國民黨才是讓「二二八是外省人的原罪」這句話成真的始作俑者。
記得有網友將二二八與國民黨聯結上紅衫軍與民進黨,以此推論民進黨同於國民黨,甚至等同於共產黨,權力的確使人腐化,權力如同野獸一般是需要被節制與約束的,民進黨許多表現是令人頗為失望,但因此將二二八、六四天安門與民進黨「打算」(實際上並沒有)關閉tvbs、驅離(實際上紅衫軍仍舊到處抗議,暢行無阻)紅衫軍……等等做為比較,實在是不倫不類,專制暴政豈能與民主法治混為一談?
國民黨見三人以上成群即槍殺無辜百姓的暴行與民進黨驅離非法集會遊行的執法行為,如果兩者在天平上是等價,那全世界為追求民主法治的先驅所流的鮮血與犧牲,豈不都成了一場鬧劇?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希望活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代,還是活在現代?我想答案很明顯,如果不想回到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代,那正確的記取歷史教訓重不重要?我想答案也很明顯。社會有許多需求需要滿足,因此各個社會功能部門都必須要同時運作,正名運動需要持續推行,二二八的歷史真相也要繼續追求,而經濟發展更是不能一刻忽略,彼此之間並行不悖,難道追求二二八真相的同時,我們關閉了經濟部?或者是我們應該只留下經濟部,關閉其餘部門?網友以死亡人數統計來認定哪些社會議題重要,那國人十大死亡原因的榜首──惡性腫瘤,每年造成近四萬人死亡……那還拼什麼經濟呢?也許政府只應該留下衛生署。
紅衫軍的支持者最大的盲點就是忽略、遺忘了另一半沒有聲音的人,甚至是輕視那另一半沒有聲音的人,難道所有台灣人都反扁?霸佔道路與廣場、癱瘓交通以及「紅衫」對他人所形成的「心理強制」,這同時也侵害到其他人民的基本權利,並讓台灣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法律對個人任意行動的限制正是個人自由得以實現不可缺的條件」,因為「恣意與自由是不同的」,基本權並非不能限制,我國憲法22條明文規定:基本權需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始受憲法保障。而憲法23條,更列舉了四種標準,可以對基本權做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即為標準之一;「集會遊行法第26條規定,行政主管機關可以此考量,限制或禁止某一集會遊行之舉行」即是一例。因此民進黨的執法儘管不夠細膩,但並無可苛責處,同時另一方面,基本權又可區分出「先國家性的基本權」,例如:生命權,這種基本權乃生而為人即擁有,無待國家規定,並具有永久性,縱使修憲亦不得廢除,二二八國民黨未經審判即殺害許多無辜民眾的惡行,又如何能冠上一個「執法」的美名?
另外亦有人提出,自然法中的抵抗權,做為合理紅衫軍遊行的基礎;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曾推論出四條基本的自然法,追求和平是自然法的第一條,促使人尋找食物是自然法的第二條,人與人間經常存在著自然的愛慕是自然法的第三條,願望過社會生活是自然法的第四條;這四條自然法非常淺顯易懂,簡單的說,「自然法不過是企圖在某種「自然」中,尋找有關人類社會之法律的理論基礎而已」,自然法理論的確是法律思想的重要元素,但它亦不過是眾多法律學派之一,這學派在法律研究方法上偏向哲學性,而不同學派對於法律則有不同見解,「一般法學派認為形而上的法律哲學為無用之物」,又例如:分析學派認為「惡法亦法」,社會學派則認為「應注重維護社會利益及社會秩序」。是否在自然法學派面前,其他學派都應該悄然無聲,低頭不語?這點或許還有爭議,「抵抗權」是指人民對於統治者不正當的法律侵害、迫害其人權時擁有反抗的權利,是屬於自然法的層次,但在現今以實證主義為主的司法中,難以做為「阻卻違法」的基礎,因為抵抗權的使用有嚴格的限制,否則任何一位恐怖份子都可以宣稱他是行使「抵抗權」。首先,必須要嘗試過所有合理手段後無效才能行使抵抗權。第二,抵抗的手段必須和統治者的侵害成比例。顯然,在司法程序尚未完成,紅衫軍便以「道德」的理由要求阿扁下台,並不符合抵抗權的第一要件,其次,就算阿扁真的貪污,其所造成的侵害也不過是一、兩千萬,而紅衫軍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則遠遠高於這個數目,明顯也不符合抵抗權使用的第二要件。因此以抵抗權,做為合理紅衫軍遊行的基礎著實牽強。
紅衫軍倒扁抗爭聲勢浩大,然而起因卻是不成比例的小事,想起當初一個核四停建案,居然也能提高到罷免總統的層級,更別提因那大大小小無釐頭的理由便要杯葛總預算案的情事了,很多人好奇,有必要鬥爭得這麼激烈嗎?為何台灣大大小小選舉,選舉議題的炒作最終總是回歸到統獨之爭,難道非得那麼政治,一切都得扯上統獨?某個角度來說,的確是如此。
在經濟上,所有權的設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因為在理性自利的假設下,我們認定任何所有權單位都會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現實上也往往如此,在規劃學派的策略思考下,策略是由上而下,井然有序的,從最上層的企業策略開始,往下逐級發展事業策略、各功能部門的策略,各個層級都可視為一個所有權單位,當各功能部門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時,往往會形成彼此間的衝突(本位主義),此時必須往上一層級做協調,因為在上一層級中,他們雙方屬於同一個所有權,追求一致的利益,比如說行銷部門與生產部門因各自的利益而有衝突,但在公司的層級他們同屬一個所有權,所以在公司的層級能協調出一致的利益,同樣的,當集團的不同子公司彼此有利益衝突,也能在總公司尋求協調一致的利益。但是,如果雙方不同屬於一個所有權之下,例如兩個獨立公司,那彼此的利益衝突就難以尋求協調。以美國為例,由於「美國」本身是最高的所有權設定,內部的衝突都能在追求「美國利益」下獲得解決。現在讓我們回頭觀察台灣的政治,國民黨的所有權設定是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份,終極統一是國民黨的目標,民進黨的所有權設定則是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就是台灣;因此國民黨的政策朝向追求中國,包含台灣與大陸在內的利益最大,而民進黨則考量台灣本身的利益最大;一方是中國利益,一方是台灣利益,當雙方最高層級的所有權設定不一致,任何低層級的衝突為獲得解決而尋求更上層級的協調時,最終都會卡在台灣與中國的問題上,也就是統獨議題上,三通議題如此,軍購議題亦如是。這樣的問題不解決,兩黨任何微小的爭執都會無限擴大直到統獨之爭為止。
大學時代筆者曾讀過「台灣崛起」一書,書中提到2005年台灣將啟動另一波經濟快速成長,至2020年晉升完全工業化國家,然而就目前的政治惡鬥看來,似乎看不到這樣的前景,政治穩定度畢竟也是投資環境的重要一環,維持現狀是鴕鳥心態,無疑是漠視兩黨衝突的持續擴大,而如今政黨惡鬥成為台灣進步的最大阻力,台灣要繼續發展,也許統獨是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不必挑開明說,但心裡卻必須要有個暗暗決定,是統還是獨。就算支持統一的朋友也無法否認,就中國目前的人權狀況與民主發展進度,兩岸統一是遙不可期的,當下台灣要持續發展,筆者認為強化台灣意識是一個最好的方法,認同台灣優先與台灣第一,利用投票行為驅使台灣政黨將所有權設定於台灣本身,才是實現「台灣崛起」的最佳途徑。
參考資料:
1.法學入門(王海南、法治斌、陳建順、顏厥安、李太正)
2.憲法要義(李惠宗)
3.論法的精神(孟德斯鳩)
4.台灣史一百件大事(李筱峰)
5.台灣崛起-從停滯到高飛的經濟躍升(趙文衡)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3/6 上午 10:36:58  IP: X.X.36.194

「南京大屠殺」的教訓
2007/02/20 11:22
邱莉莉
「南京大屠殺」是國內仇日親共派人士的政治圖騰,近來因有部分版本的歷史教科書去掉此段極具爭議的描述,讓這批人席不安枕,擔心日後無法對下一代持續進行思想洗腦,有礙中國民族主義的建立。

今年適逢所謂「南京大屠殺」七十週年,可以預見此事件必定會被再拿來大肆炒作,中國製造「南京大屠殺」的輿論壓力攫取外交和經濟利益已是過去常用的老招,今年想必會擴大宣傳辦理,但台灣人面對「南京大屠殺」,除了不隨中國民族主義起舞之外,更應該要從史實中窺出堂奧、學到教訓。
台裔日籍作家黃文雄在二○○五年底出版一本「中國入門」的政治歷史漫畫書,書中提到一個極有參考價值的觀點,即「南京大屠殺」根本是中國歷史中多次發生的大屠殺翻版,根據他的統計,從魏晉南北朝以後,幾乎每次的「易姓革命」都發生一次南京屠殺,而近代由清朝名將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率軍征伐太平天國,所引起的「天京(南京)大屠殺」,清軍在南京城大肆燒殺擄掠、姦淫搶奪長達一個月,甚至還有食人現象,都成為中國人日後偽造日本南京大屠殺的原型。
清朝壓制太平天國的天京大屠殺,也就是中國人爭奪政權打自己同胞的大屠殺有多慘烈呢?歷史記載,一八六四年七月底,曾國荃打入天京後,即「放假」兩天,允許官兵任意地姦淫燒殺,「見人即殺、見屋即燒」,他自己也沒閒著,把宮中的寶器、珍品、金銀搶劫一空,還把洪秀全的墳墓掘開,挫骨揚灰,為銷毀罪證,又放起一把大火,燒了七天七夜。把一座十分壯麗的天王府,化做一片灰燼。中國著名的評書家單田芳在其著「百年風雲」一書中甚至以「屍塞街巷到處橫,人頭成串掛樹上,鮮血迸濺路染紅,殘垣斷壁無整室,人間變成活地獄,天京變成豊都城」來形容屠殺的慘狀。
但這樣屠殺同胞的無人性行為,不斷藉「南京大屠殺」挑起中日兩國民族仇恨的毛澤東和蔣介石,卻從未予以譴責,歷史教科書也從未要人民記下這歷史的苦難,反而還對曾國藩極度推崇,這已清楚告訴我們,在中國統治者心中,只要能維持正統政權的任何暴亂犯行,都是合理且被允許的,也間接反證,對照「天京大屠殺」的沉寂,七十年來被炒作得沸沸揚揚的「南京大屠殺」,是有心人士刻意埋下的仇恨種子。
每次的「易姓革命」或者是「改朝換代」都會發生一次南京式的大屠殺,歷史殷殷在目,台灣若有朝一日不幸落入中國的鴨霸統治中,會發生何種慘狀呢?這是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和南京大屠殺七十週年,台灣人該反省思考的歷史課題。
●東森論壇徵稿區→http://www.ettoday.com/write/
●來稿或參與討論的文章也可寄至public@ettoday.com
(●作者邱莉莉,碩,民進黨台南市黨部主委、台南市議員。有個人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liliservice2003。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3/6 上午 10:45:45  IP: X.X.36.194

處處有中正是台灣的奇景
2007/02/09 00:06
黃崇祐
針對民進黨立委連署要求拆除國軍各園區蔣公銅像事宜,國防部發言人室表示,國軍尊崇先總統蔣公的歷史定位與創建國軍貢獻,但為免蔣公銅像日曬雨淋,以致污損鏽蝕,所以基於崇敬與各單位典藏存管需求,才將銅像移至適當地點。國防部已允諾今年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前,將移除各營區共二百多座蔣介石銅像。

台灣一直以來與「中正」非常的黏,身為台灣的一份子都能深刻體會,我們每天出門可能會經過「中正路」、「中正橋」,開始接受教育會有「中正國小」、「中正國中」、「中正高中」、「中正大學」,假日想到公園散步一不小心就走到「中正公園」,台北市還有一座雄偉的建築景點稱為「中正紀念堂」,生活當中處處可見「中正銅像」,看到需要深深的一鞠躬,每位國民在課本當中都會學到並且牢記「蔣中正」是民族的救星、世界的偉人,文章寫到「蔣中正」必須稱呼先總統蔣公,還要空一格。甚至,過去出國前還要到「中正國際機場」讓中正的微笑送大家離境。
我們透過教育、圖騰和符號塑造蔣中正為一位非凡之人,使大家的內心充滿無比的尊敬和愛戴,多少個青春歲月的日子,我們期待未來能與蔣中正一樣偉大,這一切的一切看似多麼的美好,幕然回首,從史料當中我們卻發現,蔣中正竟然非常有可能就是六十年前讓這一愧土地上將近上萬名社會菁英慘遭殺害,讓無數當時代的台灣母親在暗夜裡驚慌與哭泣的元兇。這一道傷痕成為土地上無法抹滅的深刻記憶。
民主化後的台灣,我們確實必須審慎思考到處都是「中正」圖騰的必要性何在,蔣中正既不是開國元首,亦非建立眾所認可的顯赫功績,為何其符號卻比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還多?與孫中山也不惶多讓。更何況,蔣中正是舉世咸認的獨裁者之一,「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更認為蔣中正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因此,基於轉型正義的堅持,政府必須對於這股不合比例原則與不合理的現象有所調整。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3/6 上午 10:55:17  IP: X.X.187.14

38個行館 153條中正路
作者:洪維健
二二八大屠殺元凶蔣介石,以及中正紀念堂等,最近話題正熱。我過去因為對蔣介石有多少行館感到好奇,經過多方訪查、蒐集資料後,拍了一部紀錄片「風雲行館」,讓老蔣的二十七個行館完整呈現。這次看到大家的討論,除了完全同意社會大眾的看法之外,更希望大家注意另一個事實:蔣介石不光是佔用這麼多公共建築,事實上,連他母親都還在繼續佔用我們的公共建築,日月潭邊上的「慈恩塔」。
慈恩塔是蔣介石在一九七○年九月動工興建紀念他過世的母親,九二一大地震之後,還重新修砌,至今沒有復原的災區和災民,不知作何感想?
當然,我們可以用輕鬆的心情來看歷史的荒謬,就像台灣到處都有中正路,很多人都批評過,我花了七年時間一一追查,甚至去馬祖東引查看一條沒有戶籍記載的私設中正路,發現在蔣家父子在世的時候,為了避諱禁忌,中正路不能分段,怕蔣介石被碎屍萬段;不能有中正西路,怕蔣介石歸西;不能有中正北路,怕蔣介石敗北;最後統計出來,台灣竟然一共有一五三條中正路,難怪外國人來台,經常被到處都有的中正路搞得頭昏腦脹。
事實上,蔣介石的行館除了我拍過的二十七個,還有十一個沒有被影像紀錄過,我已經逐一找了出來,並且用影像全紀錄,只要財力許可,就要繼續出版,讓台灣人知道,蔣家父子先後統治台灣三十九年,留下老蔣三十八個行館,還有一五三條中正路。
我還實地調查、統計出來,小蔣當權十三年,給自己蓋了十三個秘密花園或者行館,這也是讓人無法接受的事實。
如今,兩蔣行館一個接著一個荒廢,或者改頭換面,然而,對於他們的「祖媽」王老太太,也在台灣佔有一些公共建築,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作者為紀錄片導演,短片〔綠色玫瑰〕曾獲義大利另類影展首獎)


主 題: re: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不提了 馬批不該抹殺歷史
作 者: cwlin
發表日期: 2007/3/6 上午 11:00:00  IP: X.X.187.14

一甲子未曾消失的歧視--觀察228
2007/02/28 00:29
吳龍
228紀念日的到來,中國黨和黑心泛統媒體這群黨國惡勢力又是一年一度的膽戰心驚。

回想中國黨和黑心泛統媒體這群黨國惡勢力過去面對228事件的態度,由抹煞228事件的存在,到扭曲228歷史,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228事件歷史真相大白。透過媒體的掌握,大量散佈黑心輿論,以〔撕裂族群〕〔破壞族群和諧〕的帽子來打壓訴說228歷史的聲音,以〔向前看〕的口號來轉移對228歷史應有的反省,無所不用其極的阻止台灣人民對228事件有正確的省思,黨國惡勢力不但扭曲人性良知,也扭曲歷史教訓,可說是惡毒到極點了。
就今日可知的228歷史資料來看,228歷史之所以無法真相大白,中國黨之所以不肯為228事件和白色恐怖等等一連串暴行,向台灣人民(有關係的四大族群)誠心的道歉,其核心關鍵就是在於這一甲子未曾消失的〔歧視〕。
自1945年中國黨代盟軍接收台灣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對台灣的歧視就一再的暴露出來。1946年4月29日中國政府教育處長范壽康於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演講中,就公開指責台灣人被日本「完全奴化」,1946年,10月15日陳儀也公開指出:政府最緊要任務,是使台胞中國化。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更是在1946年11月15日發表黨務概況,明言要布置『黨化新台灣』的環境。自此中國黨在台灣提倡全面〔中國化〕的運動,制訂實施了多項具體措施,如組成了國語推行委員會,並要求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要推行國語教育,貶台灣母語為方言,以不可說方言和運用台客之詞,來建立歧視台灣語言和台灣文化的潛意識。
當時的台灣不論文化水準或社會水準都遠比中國高,不但比中國更現代化,社會風氣也非常良好。當時中國軍隊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這樣描述當時日軍已撤走而還未被中國接收的台灣:〔25日接收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些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員口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社會風氣水準之高連中國人都為之感嘆。而台灣50年安定相對中國50長期動亂,台灣的現代化和文化文明,也都早已接上國際軌道。
請問,中國人指著台灣人的鼻子說台灣是「完全奴化」,還要台灣人接受水準比較低的〔中國化〕,這種的做法和心態不正是歧視嗎?
這種歧視的心態和做法也反映在省籍和族群上,1945年中國接受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大量引用外省人進入台灣各級政府機關和公營事業,不斷排擠掉有才能的台灣人。就連當時台灣各縣縣長,除了高雄縣長謝東閔、新竹縣長劉啟光是台灣出身,其餘都莫名其妙的是外省人。228事件前一個月,1947年1月10日中國政府宣布,能在中國各地實行的中國新憲法不能適用於台灣,否定台灣人自治權利,更是擺明把台灣人看成次等民族。
這種歧視台灣人民的做法,不斷的累積台灣人對中國黨和外省人的怨憤,最後終究在228事件爆發開來。族群對立的癥結在歧視,不但是文化的歧視,也是省籍的歧視,而以階級歧視的手法和消滅台灣歷史與文化的手段來進行。
228事件最重要的部份,就是大屠殺這部份,也是傷害台灣人民最深最痛的地方了。既然中國人歧視台灣人,那麼中國軍隊對台灣人民的屠殺也一定是慘絕人寰,絕不留情的。這種屠殺和南京大屠殺或是揚州十日屠有很多類似的部份,就是外族對本土民族的的屠殺性質。而有所不同的是,228屠殺事件還特別針對台灣精英的大屠殺,這種屠殺為的就是殖民台灣的方便和滅絕台灣文化好方便建構低水準的〔中國化〕。
中國對台灣的歧視一直都是228事件的核心,也一直是中國黨統治台灣幾十年來撕裂族群的根本。中國黨的黨國教育不斷的告訴台灣人民說台灣人是中國人,好像平等的看待台灣人和外省人,但是在政府機關的排斥台灣人政策和萬年國會壓制台灣人民意志的種種做法,卻暴露中國黨和外省人對台灣人的歧視。乃至今日,這些外省人在台灣被外國旅客稱呼為台灣人,還深感不愉快,而中國黨的決策中心中常委也大多為外省人,更別說一到晚鬥爭和醜化台灣總統陳水扁先生和李登輝先生的黑心泛統媒體更是大多由外省人所掌握的。
歧視台灣的黨國奴化教育(也就是〔中國化〕教育)在台灣一直很成功,很多台灣人到現在都還自認自己是中國人,還擁護中國黨,用台客之詞來看不起其他的台灣人。這種歧視台灣的文化普遍的在教育界,在司法界,在媒體界,在各級政府機關,因此我們看到趙建銘吃個飯就是內線交易,而馬英九吃了好幾次的魚翅,賣了台北銀行居然不是內線交易。法官明明重罪判趙建銘,還要說趙建銘是竊國者侯,讓人誤以為所謂〔竊國者侯仁義在〕的意思是重罪判刑,而不是無罪可起訴,還能秀個馬腳裝可愛,讓人稱讚為君子選總統的意思。
我們也看到阿扁總統的國務機要費一案,司法界是以〔只要無法證明無罪就代表一定有罪〕原則來起訴,無減刑的要求,而馬英九的特別費一案,司法界是以〔只要無法證明有罪就一定是無罪〕原則來起訴,有減刑的要求,這可說是非常明顯的歧視台灣人。做為社會公義的最後一道防線的司法尚且如此歧視台灣人了,更別說其他地方了。
有人將文化衝突視為228事件原因之一,這是對的,只不過文化衝突會隨時間而消失,而文化歧視卻不會。造成228事件的文化衝突在今天已經消失了,那些仇日的外省人其子女大多是哈日族,這可說是時代的諷刺。而造成228事件的文化歧視到今日還不曾消失過,紅軍亂台時,喊中國人站起來得到滿堂彩,喊台灣國就得公開道歉,對台灣的歧視更是明目張膽,毫不掩飾。
是以如此,不論是今日的〔去中國化〕,或是〔正名〕等等,都飽受這種文化歧視的影響而進行困難。郵政工會在中國交流時,被稱呼為中國台灣郵政工會,這些工會成員不會覺得被矮化,但是中華郵政改為台灣郵政,這些工會成員卻好像飽受羞辱一樣,拼命的反對〔正名〕,其歧視台灣的心態非常的清楚。
由於是打從心中對台灣的歧視,所以中國黨不願意面為真實的228歷史,他們甚至於認為以〔官逼民反〕來與台灣人民各打五十大板,是一種無比至高的誠意了。這不但暴露其無誠心反省228歷史的教訓,也彰顯其傲慢的〔在台中國人的優越感〕!!
今日時逢228的60周年紀念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未曾消失的歧視,這種對台灣的歧視深深的且持續的撕裂了台灣族群,即使台灣人民無比的寬容和原諒,也無法化解這樣的族群傷痕。
沒有真相,就沒有反省和懺悔。沒有反省和懺悔,就不能消除心中的優越感和對台灣的歧視。不能消除心中的優越感和對台灣的歧視,再多的寬容和原諒也無法化解台灣族群撕裂。
追求228真相,消除對台灣的歧視,勇敢的喊出自己國家的名字是台灣,是今後台灣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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